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学术界,最缺乏的就是批判精神,总结古代史研究的利弊得失,需要的也是批判性思维。在人类历史走向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学术的发展不可能再拘于一隅,必须拥有世界眼光,否则,学术就不可能真正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判断社会性质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如果把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作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根本不同。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契约规则,通过契约的形式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领主对附庸绝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支配关系。在领主不履行对附庸契约义务的情况下,附庸有抵抗领主的法定权力。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秦至清的历史,能看到一丝一毫这样的影子吗?中国古代的君主与臣民,从来都是单向度的支配关系,绝对的服从关系,这就是中国帝制时代人们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放到国际视野中去比较,从欧洲看中国,中国秦至清的历史不能称为封建社会。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开始关注经济力量的作用,发掘社会发展新的动力因素,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但也存在着偏差。
中国古代的任何历史时期,皇权或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而富民阶层,无论他们有多少财富,当他们不去染指政治,他们就始终不处在历史的核心地带。
从西方近代政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来看,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母体中,是不可能从一般工商业的发展中找到变革社会的积极因素的。
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比较中去认识,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史学理论或方法作为“他山之石”,是中国学术研究应该有的目标和方向。
(《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 李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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