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乡的方言中,行灯的“行”读“捱”音,它是浙江东部一带家用灯笼的一种,形如枣子,直径约20厘米,高约30厘米。灯罩是用细细的竹青编结而成的,外加一层特殊的纸。有一小根竹子做提手,提手一头系着一个用三根铁丝连着的木制烛台,在中空的灯罩两头抽拉换烛十分方便。更有特点的是灯罩上的装饰。行灯匠们根据用户的要求,用彩纸或笔做出文字或图案,当暗夜中的蜡烛被点亮的时候,各家的文字和图形互相交错,构成一种奇异的场景。
行灯是浙东一带走夜路时的重要照明用具。过去乡村极少有路灯,行灯便相当于今日的手电筒,常常在晚上的村道上看见一团团橙色的灯光慢慢移动,走到跟前或交错而过的时候,大都是前村邻乡的一张熟脸,互致一声问候就又消失在夜幕中。
行灯又是每户人家或家族的一种符号,各家定制的灯罩上多有一个或红或黑的不同字体的姓氏。乡村聚会时,通常是开会、婚娶、丧礼,每家的男人都打着行灯去参加,一村中的大姓行灯聚在一起,便格外醒目,无形之中给小姓或外来户产生一种压迫。听我的父辈说起,民国初年,当城市的动荡波及乡村的时候,大户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左右乡村局势的。其中的领袖户也逐渐意识到行灯的作用,由一家一户定制改为大族统一定制。我家姓吴,正是江湾的大姓,现在回想起来,我少年时的自尊心有一部分确乎来自行灯行走时那个大大的“吴”字。
江湾行灯作坊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也是吴姓,宗字辈,大名吴宗雄,按江湾对手艺人的称呼,大家称他为宗雄师。宗雄师因为在行灯上写得一手好字,在江湾颇得了一种类似于读书人的好名声。我和他的儿子功明是小学同学。不过,等功明成了功明师的时候,行灯的生意日渐零落,只局限于乡里的一些民俗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同乡的青年人有的开始做小生意,有的办起了乡镇企业,功明家的老屋也成了路边的门脸房,正好可以摆摊设店,但是贫困的功明仍然将它开成行灯店,生意自然不好,在当地人看来,功明是发神经了。
我去年回家,到了功明的店中,只见灰尘满地,角落里挂着的行灯也落满了土,红色的字也已经褪色。他的媳妇是个木讷的女人,面对丈夫的热情无动于衷。我注意到当功明拿出行灯上的字让我品评的时候,女人在嘴角竟闪过一丝不屑。
功明的字比过去好多了,可以看出他下了相当的苦功,但我不能对他明说的是,他的字仍然显得匠气。行灯式样也依旧,他既没有有意识地把它转化为一种乡土尚存的传统工艺,当作艺术品来生产,也没有对它做一些改进,以使其在民俗活动时更耐用,价钱卖得更好些。
如今,在农村,家族意识慢慢淡化。行灯几乎没有实用的价值,只有在婚嫁或丧葬等场合,行灯才会被用到。去年5月,我八十多岁的父亲在劳碌了一辈子后去世了。下葬那天,行灯要点亮,鞭炮要燃起,这是要为逝者通向另一世界的行程照明。
离开公墓的时候,母亲让我将行灯带回北京,并嘱咐我需再点亮一次,因为按老说法,这盏写着红色“福”字、来自父亲墓前的行灯会给我的一家带来吉祥,并照亮我未来的生活之路。
这盏行灯当然也是功明师近年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 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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