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眼中的路遥

    我和路遥相识于1963年，当时他14岁，我11岁。我们的友谊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不幸去世，长达30年。今年是他去世25周年，借此机会我将自己和路遥交往中的几件小事摘出来，以此纪念我这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兄长。

    朋友如鸟贵同飞

    我和路遥做朋友，可以说从小到大，与生以共。对此，许多熟人都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挑明了问我：原因何在，秘诀是什么？

    有一次，我把这些事讲给路遥听，想听听他的意思，没想到竟引出他一大篇实话来。

    他说：“我们为什么能成朋友？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赌徒有赌友，恶霸有打手，吹鼓手交往的是敲锣、拍镲的人。我们以写作为终生事业，以奋斗为精神支柱，在这方面我们相同，所以成了朋友。

    “你可能觉得我对你的帮助多点，其实不是这样，我在你身上汲取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你，就会增加自信。我会想：难道我的困难比海波的还大吗，处境比海波的还差吗，条件还不如他吗？他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他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能？一句话，我们不是酒肉朋友，而是事业上的朋友；我们不是结伙蹁跹于花丛的彩蝶，而是相伴飞翔在陌生高空的候鸟；我们没有共同的享受，只有共同的奋斗。”

    恩多只能“打包”报

    随着路遥在全国知名，有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想见一见他，路遥不能一一满足。于是，这些人不高兴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应该报恩啊。”

    他说：“正因为应该报恩，才不能管这些事情。

    “像咱们这样出身的人，要想成点事，就不能报这些恩。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每前进一步，都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那些帮助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重要，都值得报恩。该报的恩这样多，我们又有怎样的能耐呢？干咱们这一行的人都是些‘水泡枣’，听起来名声大，事实上没实力。这情况那些求咱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以为咱们‘面子大’‘分量重’，一句顶他们千万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咱们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别人凭什么听咱们的？

    “另外，咱们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如果咱们把工夫都花在这些事上，还有什么工夫看书和搞创作？我这样说，绝不是不讲人情，不报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报恩，脚踏实地地报恩，把报答别人和促进自己结合起来。最好方法是，努力地写东西、出作品、出名声。如果我们像鲁迅先生那样‘天下无人不识君’，那些曾经帮过咱们的人，即便仍在抱怨咱们，感觉也完全不一样。表现上是抱怨，实质是炫耀；如果我们写的作品能说出他们真处境、真感情、真担心、真期望，那么这恩就报‘深’了，不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儿孙也能感觉到，历史也能感觉到。俗话说‘大恩不言报’，不言报不是不报，而是光报不说；大恩大报，小恩也大报，把所有的恩情‘扎成捆、打成包’集中起来一齐报。”

    路遥的呼噜打得怪

    路遥有两大毛病，一是爱通宵“拉话”，二是打呼噜厉害，更离奇的是他打呼噜的轻重竟和情绪有关。

    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社会上反应平平，他感觉到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找我谈这事，想听听我的看法。我率直地说了看法，大意是和外面的看法差不多。

    听完我的话，路遥显出很沉重的样子，说了几句闲话就准备睡觉。这是几天来我们睡得最早的一个晚上，总以为能睡个好觉，结果一眼也没合。那天晚上他的呼噜真算打出了水平，长一声、短一声，高一阵、低一阵，直打得隔壁房间的人也睡不住了，过一会就在墙壁上“咚咚咚”地敲。我更是受不了，先是用被子蒙了头，不顶用；后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仍不顶用；最后，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央告说：“你先醒一会，让我吃片安眠药等我睡着后，你再睡。”他说：“这也是个办法。你吃吧——”

    正说着，他竟然坐着打开呼噜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也在努力控制，先是硬憋着，整得口唇直抖，嘴里“扑扑”有声；终于憋不住了，“哈—拉拉”地大“吼”开了，那声音比平时的更响亮、更有底气、更具穿透力。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一边打呼噜一边还给我道歉：“对不起，这是一种病，你担待些。”

    （《新民晚报》12.3 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