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诞生以后,电影厂买断有容貌有特点的年轻人,将他们送上好莱坞“魅力制造流水线”,成批“生产”电影明星。然而,也有不甘于成为好莱坞“商品”的明星,比如马龙·白兰度。以下是他的自述:
自孩童时代起,我就喜欢观察别人。我一心要知晓人们身上有哪些自己没有察觉的古怪癖好,如果不能搞清楚,就尽量去猜想、推断,一定要明了他们的爱、恨、愤怒、自私的是什么。
1943年春天,我被军校退学后来到纽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戏剧工作室学习,斯特拉·阿德勒是这个工作室的灵魂。
斯特拉出身于美国一个显赫的表演世家,30多年来出演了不下200多部戏,虽然她热切地渴望成名,然而她面对的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反犹体制,纽约尤其是好莱坞的制片人不愿意聘请长得像犹太人的演员。虽然斯特拉没有机会成为大明星,但今天,电影界的几乎一切演技都源自她的教诲。
在受到她启发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前,多数演员都是所谓的“本色演员”,以为只要蓄一撇胡子,在成衣店买一件长袍,再拄一根手杖,自己就可以变成摩西。可是他们翻来覆去,不过在扮演自己。要表现内心的煎熬或者茫然,他们就手抚前额,长吁短叹。他们的表演是表面的,没有灵魂的。
我是个幸运儿,我是在表演业渐渐变得有趣之后当了演员的,这一变化应该归功于斯特拉。有一次她对记者说,她认为我赋予表演这个行业的价值是对人表现了浓厚而强烈的好奇心。
的确,我对人的兴趣始终如一。过去,仅仅为了观察来往的客人,我常常在华盛顿广场的咖啡馆顾盼流连。如果我和女人一起外出游玩,我就想弄清楚她为什么在某一刻跷起二郎腿,点燃一支香烟,或者在我们谈到某个话题的时候清一清嗓子,用手拢一拢前额上的刘海,这些小小的举动背后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坐在百老汇的“奥普蒂玛香烟店”的电话亭里,从面对42大街的窗口向外张望,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在我的视线中只停留两三秒钟,然后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他们离电话亭很近,那么不到一秒钟就不见了。在转瞬即逝的一刹那,我研究他们的神态,观察他们昂首挺胸、摆动手臂的样子。我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过去的经历,从事的职业,是否结了婚、遇到了麻烦或者正在恋爱。人的面孔是极其灵敏的仪器,面部肌肉的相互作用可以掩饰很多东西,而人们时刻都在掩饰自己的感受。有的面无表情,一天到晚都板着一副平淡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往往什么也看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办法分析他们的身体语言:眨眼的频率变快,无目的地打呵欠或者一个呵欠打到中间停了下来——这些细节都会暴露他们力图掩饰的情感。
人们常说演员“演”活了某个角色,但这是外行的说法。塑造角色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化好妆、穿上戏服,影片中的人物就会活过来。一切演技都来自你这个人,你所表演的一切都来自你的阅历和感悟。演员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情感和阅历当中搜寻那些与情节发展相吻合、与人物个性相适应的部分。
影片《教父》中有一个例子,我扮演的唐·柯里昂在花园里和孙子玩耍,后来倒地而死。在倒地之前的几分钟,我把一片橘子皮塞进嘴里,贴在牙齿上面,假装那是一副假牙,把孙子吓哭了。把橘子皮塞进嘴里的一幕是我的创意,它是我在现场临时想到的。过去,我常常跟自己的孩子玩这个游戏,几乎每一次都觉得妙趣横生,因为它让你的面貌变得十分滑稽。而在影片中,这一幕产生的效果是令教父变得更有人情味,我认为,我心目中的这个性格随和的人物完全有可能做出类似举动。
(《马龙·白兰度传》【美】罗伯特·琳赛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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