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哲学史要依傍西方哲学吗

    自1919年蔡元培提出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就没有离开过对西方哲学“依傍”的路子。

    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还概括不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他的依傍始于西方哲学的分类，但在实际写作中国哲学史时并没有强行、也不可能对号入座。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的前六册中，他依据黑格尔得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是人类意识经过反思达到的“理论思维”，这就接触到了他称之为“古今中外真正的哲学问题”——“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试图以此贯彻于中国哲学史之始终。

    在第七册中，他接受了哲学是“概念游戏”的说法，把金岳霖的《论道》和自己的“新理学”归于此种性质的哲学。从哲学分类，到精神反思和理论思维，再到概念游戏，所“依傍”对象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所指向的就是作为西方哲学核心的“是论”（即所谓“本体论”）。“是论”是一个纯粹概念逻辑构成的哲学原理体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就出于西方哲学的“是论”。只有当产生出与可感事物脱离的普遍概念时，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才是一个问题。其实质是，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是否有效。

    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没有形成那样的普遍概念，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哲学问题。冯友兰却把这个问题当做衡量哲学资格的标准，把中国哲学史上许多与之无关的观念纳入普遍与特殊关系的筐子，不免掩盖和歪曲了那些观念的本意。他在“是论”的方向上接续中国哲学的发展是生硬的、与传统脱节的。其所显示出来的种种不适表明，“依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要求建设起中国自己的哲学史，而“依傍”或许是这项工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可以期待，越过这个阶段后，真实面目的中国哲学史的面世，必定也是世界哲学观念的更新。

    （《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俞宣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