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不仅是富贵

    牡丹，在唐代已被誉为“花王”“国色天香”，因其色、姿、香、韵俱佳，雍容华贵，庄重典雅，又被人们推崇为“花之富贵者”。

    牡丹被确定为富贵的象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到宋代才被理学家周敦颐一锤定音，他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又说：“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前一句是对此前积淀的牡丹文化意蕴的精辟概括，后一句指出牡丹的富贵含义，迎合大众心理，故为大众所爱。

    牡丹深受富贵人家的钟爱，也是后来成为富贵象征的重要因素。唐代，牡丹已成为皇家园林的首选花卉，再加上唐明皇、杨贵妃等人的爱宠与大力推崇，以及文人们的争相歌咏，使牡丹名倾朝野，饮誉民间，当时的富贵人家无不以拥有名贵牡丹为荣。而且牡丹的价格也很昂贵，唐代诗人岑参在《优罗花歌》序中曾提到“牡丹价重”，白居易诗也说过：“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国史补》还记载了具体的价格：“一本（一株）有直（同值）数万者。”为了买名贵牡丹品种炫耀富贵，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其实，除了富贵，牡丹还颇有个性。据《牡丹赋序》记载，武则天曾冬天游后苑，下令百花开放，结果唯独牡丹不开。武则天大怒，便将牡丹贬到洛阳。后人因此认为牡丹有不畏强权的节操，大加赞赏。如明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是花皆有正面，有反面，有侧面。正面宜向阳，此种花通义也。然他种犹能委屈，独牡丹不能通融，处以南面则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人主不能屈之，谁能屈之？”

    正因为牡丹的文化含义具有多面性，历代画家的牡丹题材作品，在对牡丹精神的表达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宫廷画家而言，侧重点是表达牡丹的雍容华贵。帝后之作，则突出牡丹高贵堂皇的气象，赋予牡丹一种皇权象征。而文人画家画牡丹，主要表现牡丹富有个性的一面，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如五代时期的宫廷画家黄筌，画牡丹采取的技法是“勾勒填彩，旨趣浓艳”，集中表现牡丹的雍容华贵。他的儿子黄居宝、黄居寀也继承了他的技法与风格，故有“黄家富贵”之说。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则直接在传统工笔的基础上，融入西洋画法，以明暗对比来突出牡丹的立体感，使牡丹更显华贵。

    清代的乾隆、慈禧太后都喜欢画牡丹，乾隆经常找画家钱维城代笔，慈禧太后则经常亲自操刀，她的牡丹作品既画出了牡丹的富贵之态又不显得媚俗，颇有皇家气象。文人画家画牡丹，则另辟蹊径，不以色彩示人，而用水墨法绘就，清新脱俗，文人趣味十足。唐伯虎、沈周、陈淳、周之冕等人的水墨牡丹，都颇具文人雅趣。

    （《广州日报》9.19 钟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