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田野

    浙西南莽莽苍苍的大山里，有一条清浅的小溪。余数不多的一些村民仍在小溪两岸方圆不过十里的田野上，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暮春的傍晚，妹妹打来电话提醒我又到栽秧的时节了。犹记得今年春节返城时，我再一次叮嘱过父亲，“今年的田就不要种了！”父亲仍像往年一样，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然而，年届古稀的父亲终究没有听劝，又买回了谷种，撒进了小山岙里的那丘母田。

    那时初中还没有普及，打工潮也还未到来，乡亲们认定，子孙长大后是要种一辈子田的。所以，我十一二岁甚至更早时，便跟了父亲和祖父下地。

    山区海拔高，我们种的是单季稻，清明过后就要撒谷种育秧了。村上的农户大多育的是水秧，谷种直接撒进蓄水的母田里，然后就等着插田（即插秧）了；而我的父亲，总是先在一长溜田块上，用覆着尼龙膜的弓形棚育好秧苗，然后再移栽到水田里。

    秧苗的移栽即栽秧，这是一件极为枯燥而劳累的农活。时节大约在立夏的前两天。栽秧时我整天跟着父亲，弓着背伏在水田中央，左手掌托着一大柄带泥的秧苗，右手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拔了秧，然后一根一根逐一插入田泥。父亲是不计较栽秧的工夫和辛苦的，他只知道，这种方式育的秧插到田里，长势会更好、谷穗会更饱满。

    端午节前后，到了插田的时节。那时的乡村，插田和尝新米是极为重视的两件事，分别代表着希望与丰收。因此，插田那几日，家家户户的饭桌都特别丰盈。父亲对插田是非常讲究的，每一株秧都要与前后左右四株秧间隔二十多厘米，就像参加广播体操表演的队伍那样。秧插直了，主要为日后耘田时，田刨能顺溜地通过。

    一根三五米长、擀面杖般粗细的木柄，以四十五度角斜嵌在紧箍儿那么大的扁铁圈上，这就是耘田用的农具田刨了。耘田时，人挽着裤脚，双手一前一后握住田刨柄，一推一拉间，田刨在竖秧弄里“哗哗哗”地游走，刨去杂草、刨松淤泥。

    而父亲的稻田，是必须隔月再耘第二遍的——让田刨沿横秧弄也走一趟。那时的秧已密密匝匝，长到了齐腰高，秧叶边沿的锯齿锐得刺人。父亲是不允我放下裤脚耘田的，因为长长的裤脚糊着烂泥，会损坏秧叶。只消半天下来，原本光溜的腿肚子就被划得布满了不规则的血痕，细细长长，刺痛难耐。

    那时我便觉得在父亲的心里，我是不如他的稻田重要的。

    经过一番辛苦的劳作，父亲的田野，总是田内郁郁葱葱、田外清清爽爽。几年下来，我们家种过的田地，就像有教养人家的后生一般，清爽而敦实。每次村里重新抓阄分责任田时，乡亲们都希望抓到的是我们家的稻田——因为好种！而父亲，则又开始调教起他新分来的田地来。如此几轮分田后，父亲的汗水和足迹，几乎遍布了村庄里所有的稻田……

    父亲老了，可是他依然不愿离开他的田野。有两回因为膝盖的骨刺让他疼痛难当，我把他接到了城里。去医院做完检查后，我想留他多住几日好好休息两天。然而，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父亲显得无所适从——他一个人不愿上街，也不敢过马路。儿子上学、我和妻子上班，他就整天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一直迷迷糊糊地睡觉。

    父亲整日唠叨着要我送他回去。可是只要他一回到乡下老家，没一会儿，他便又像一位重返沙场的老将军，精神抖擞地扛上农具，巡视他的田野去了。

    （《人民日报》9.9 金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