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

　　2009年，美国摄影师贾斯汀·格里哥利亚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的书：《行星上海》。除了展现城市的摩天大楼和充满人情味的街角小巷，还提供了一个观察上海的独特视角——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

　　2010年，邹积隆在上海《支部生活》中梳理了上海人穿睡衣习俗的由来。在他看来，上海人穿睡衣上街，有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弄堂环境。旧上海的弄堂，除“上等人”居住的租界和中心城区比较干净、幽静，其他社区大多不尽如人意。鲁迅在《上海的儿童》里写道：“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邹积隆说：“这样的环境，下了班在家进出，还值得再换上相对体面的外出服或礼服吗？”“大多居住空间狭小、局促，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以及游乐甚至烹饪、睡眠等，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或‘扩张’到弄堂中去做了。”

　　邹积隆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弄堂经济，“弄堂里人口密集，有一般投机小贩，在弄堂里叫卖日用品或食物，总名都叫做‘跑弄堂’，因为他们的主顾几乎全是弄堂住户，听到了叫卖声，想买什么小吃等东西，还会等换了衣服再出去吗？”

　　邹积隆认为，上海人的睡衣，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居家休闲服，并非仅仅是睡觉的时候才穿的，“有些上海人白天穿的所谓‘睡衣’在夜里睡觉时是脱下来的，真正睡觉所穿的是贴身的内衣裤。”

　　上海著名时装品牌“鸿翔”时装创始人的公子金泰钧先生，一直在沪从事服装研究。金泰钧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中上阶层都有穿睡衣的习惯。睡衣一般由棉纱布等透气材质制成，较为富裕的人家会穿丝绸质地睡衣。更为考究的人士，不仅在夜里入睡前要换睡衣（供卧室内活动）、早上起床后还要穿晨袍（供离开卧室后到客厅等区域活动）、直到洗漱出门前才更换正式服装。

　　上世纪50年代，著名戏曲评论家许姬传长时间跟随梅兰芳先生，为后者记录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中，多次描写梅兰芳一回家就换上睡衣的细节：

　　“1950年，十月廿三日的夜间，梅先生演完西施回来，换了睡衣，喝了杯开水，点着烟卷，歪在枕头上闭目养神。”“梅兰芳换上了紫色的睡衣。这件衣服，跟他走过的地方可真多了。”

　　“室内”和“隐私”这两个概念，正是城市文明的产物。逐渐地，不仅权贵人家、名流演员穿上了睡衣，普通人也将睡衣纳入日常用品。甚至在当时的外来赈灾物资中，也出现了睡衣。据《新民报》报道，1946年6月，美国红十字会捐助中国慈善团体的一批衣服抵达上海，“计有儿童毯五万条，儿童裤一万七千五百十五条，其中儿童睡衣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件。”

　　邹积隆说：“不认为穿‘睡衣裤’上街是有伤大雅、有碍观瞻。那种男女穿着条纹或花格‘睡衣裤’，或是摇着蒲扇下楼买一份《晚报》，或是顶着满头发卷在街边遛狗，不失为一幅安宁祥和、其乐融融的市井生活画卷。如果说在社会生活中，大家任何时候都是衣冠楚楚、西装笔挺，那倒有些滑稽和不正常了！”

　　（《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9月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