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应是法定义务

    缺德但不违法，是否谁也拿他没办法？针对这类“缺德”行为，法律真的就束手无策吗？

    4月21日傍晚，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位女子被车撞倒，前后20多辆车和20多名过路行人，要么绕道而行，要么驻足观望，没有一辆车停下救援，也没有一个人阻止过往车辆，援手相扶。一分钟后，女子被第二辆车辗轧致死。

    这一偶然事件折射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死关头旁观者的道德失落；一个是对于生命救助的法律缺位。

    对于这类缺德行为，《法国刑法典》通过第223-6条规定了“怠于给予救助罪”，法律后果就是：判处5年监禁；罚款7.5万欧元。《德国刑法典》规定了“不作为以及非故意杀人罪”，这类缺德行为会被同时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判处1年自由刑或被处罚金。日本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所谓的“遗弃罪”，认为这类缺德行为构成一种积极的“遗弃”，属于犯罪；而第二百一十九条的“遗弃致死伤罪”，则是前条的结果加重犯，如果施救者的积极遗弃导致被救助人死亡或伤残，则加重处罚。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人命至重。对生命的救助不仅有民法的规范，也有行政法的褒旌赏赐，还有刑法的惩处，构成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合力，开发善性，抑制恶性。

    以秦代为例，商鞅变法，赏罚分明，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杀伤人，百步之内的人不予施救，罚缴两件铠甲。按照当时物价水平，赔一副铠甲就相当于今天赔偿一辆劳斯莱斯汽车，处罚很重。

    罚重，赏也重。如果制服罪犯，按战场上杀死敌人的功劳受赏，赏爵位一级。这种立法精神，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有效支撑了见义勇为的道德底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见义勇为既是一种道德善行，还是一种法定义务。见义勇为必须倡导，但不能忽略例外情形。比如，不能以纯道德义务苛加善意救助人，最终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以道德义务苛加未成年人。

    （《深圳特区报》8.22 刘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