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西学与我们的“西方”

    李猛在2017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西方与东方的对立作为研究的主题。这一历史性的对立，虽然基于地理和种族的自然划分，也包含习俗上的差异。但东西方文明在政治上的对立与战争，才是《历史》的核心主题。希腊反抗波斯对“世界”的征服，将《历史》中民族、地理与文明各部分的记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历史》的结尾，捍卫自由的希腊，建立了西方的霸权，也成为命运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前夜，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勾画出了一幅不同的东西方图景，欧洲航海者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野蛮族群，建构了欧洲社会的普遍历史。普遍历史将所有其他文明都视为欧洲文明进步的不同阶段，从而完成了波斯征服未能实现的梦想。中国与西方，直至19世纪下半叶之前，都是生活在各自传统中的两个世界。但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西学作为建立文明世界图景的总体性学术，仍然需要超越对世界的征服，找到我们自己的“西方”。

    甘泉赋的文化承载

    侯文学在2017年第7期《贵州社会科学》上说，在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作中，甘泉宫作为西汉政治的一道重要景观，彰显的是西汉政治的缺失。甘泉宫某些建筑物的修造确实与武帝的仙意私欲有关，但甘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军事、宗教方面，这早在秦代已然。武帝为一统的汉政权缔造了至上神太一，甘泉宫于军事、宗教的重要地位决定它奉祀的神灵是太一。甘泉泰畤自武帝以后至西汉后期，成为皇权神圣的见证。西汉后期掀起一场甘泉泰畤之祭与南郊祭天的制度之争，持后论者以为甘泉之祭不合古礼。扬雄《甘泉赋》的写作正是这场制度之争的产物。扬雄以赋的形式表达个人立场，主张罢甘泉泰畤之祭。这也影响到东汉班固、张衡对于甘泉宫的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