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妈

    七岁时我妈带我去上海治眼病，越治越坏，最终俩眼都看不见了。她觉得我这辈子咋过啊，就带我到黄浦江边，说，儿子，咱娘俩一起跳黄浦江吧！我说，要跳你自己跳吧，我想回家。

    我妈退休了，在沈阳的街头摆摊卖衣服，确切地说是先收旧衣服，洗干净了，按照新旧程度、质量、款式整理好，重新标价，卖得还挺好。

    我妈七十岁时，我给她换了个大房子，八十多平米，十一楼，窗外是个大湿地公园，一眼能看出好几站地。她可喜欢了。过春节，八辈子不联系的亲戚，她都要想尽办法把人请来，带着人家参观客厅、卧室、厕所，还要解释不是租的，是儿子给我买的。

    我爸去世了，我把我妈接到大理。她说喜欢满院子的花。她迅速在小区里寻到了同道：开书店的女孩的妈、女编剧小Q的妈，三个妈相约着一起买菜、逛庙会，在大理的菜市场中老眼昏花地辨别着那些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蔬菜，努力听懂摊主的方言，还要与之讨价还价。

    我妈在客厅里音量很大地看电视，我在楼上写歌，几个频道下来，我的歌就成“烂尾工程”了，这时真有种冲动：背起吉他离家出走。那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了。现在下楼跟她说小一点声，说完就有点后悔，我发现她耳朵有点背了。

    我妈做的蒜茄子，倍儿好吃，我妈还亲自和面包包子，我的冰箱里塞满了她包的包子，一年四季都饿不着。

    我妈私下里跟我说，她年轻时算命，说将来你老了，要享你儿子的福，啥也不用愁。估计是她杜撰的。我又想起那个跳黄浦江的故事，也许是真的，但如果跳了，那将是另一个故事了。

    （《视野》2017年第11期 周云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