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周海婴出版了《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书中记述了1957年7月7日罗稷南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罗稷南问道:“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译东回答说:“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之后,黄宗英又撰文详细回忆了她当时亲身经历的那场与领袖的见面会,以证明这一对话的真实性。其实,自1957年之后,人们几乎都考虑和议论过这个问题,即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样?答案几乎一致,认为鲁迅肯定会被打成右派。
无论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话,还是人们多年来的猜测都是基于一个假设——“要是鲁迅还活着”。正由于这一假设的存在,人们便不由对鲁迅要是还活着的后半生,做出了种种可能的推论。比如,假如鲁迅活到1949年之后,很可能跟郭沫若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此言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鲁迅在世时曾被当作左翼作家的领袖,并且一度热情称颂过苏联;有人甚至还揣测鲁迅逝世于1936年,假如他活到七七事变之后呢,说不定会跟他二弟周作人一样成为汉奸。
在文史研究中,研究者的思维难免天马行空,对历史及其人物的命运做点假设,实乃无可厚非,且可以提供一个别样的思路。但却不可当真,不可以把假设的前提当作真实的前提来推演,并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社会科学报》6.8 柳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