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宋朝的林黛玉

    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绝非简单地向非汉语读者介绍李清照和她的作品，而是把她搁置在文学史的坐标系和性别政治的庞杂上下文里。

    想象中的李清照生平研究

    可能正是因为李清照生平可考的材料实在太少，于是乎她的数量有限的词作便成了学者们“想象”其人的重要史料。

    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子女，学者陈祖美就推断这是李清照少女怀春的写照，根据词中对风景的一些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甚至还以“少女怀春”这一点为这首作品进行系年。

    在《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学者诸葛忆兵就推断她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买来是为了与丈夫赵明诚共赏的，甚至还自由发挥，认为“买花是为了赏花，是对美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装饰自己，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她精心化妆，当然是为了博得丈夫的赏识，所以，买花、戴花的动作中又多了一层对幸福爱情执着追求的含义。”

    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为男性，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当作者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间的界限。

    如上种种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相当长时间内统治了学界对于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诺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视角，虽然未能给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却通过利落的减法，使得李清照与她的“婉约”人生相分离。

    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李清照“再嫁又离婚”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文学成就被同时代人和后人认可的女性，但由于南宋之后理学的崛起，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都受“道德化”的影响，李清照在丧夫之后的再嫁和离婚便成为了她人生的污点。

    宋代的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比如北宋学者朱彧就感叹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话里话外多少还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在其书中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这里的“笑之”绝非善意的笑，而是带有嘲讽、不屑、窥私，乃至看热闹、瞧八卦的市井俚俗之笑。

    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对李清照予以谴责。

    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其诗词创作已然被经典化，而理学色彩有增无减的清代学者们，开始无法忍受一个“再嫁又离婚”的李清照，这与他们理想中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于是清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他们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这位伟大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而他们则致力于还世人一个真实(且符合理学标准)的作者形象。如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的学者卢见曾，就对李自述其再嫁离婚之事的史料选择性失明。另一位学者余正燮虽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坚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笔劣下”篡改过的。

    艾朗诺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凸显了东西学术在治学目的与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的证据、事实和真伪是非，而欧美学者则推重历史的机制、语境和因果关系。

    将李清照的婉约气一扫而空

    传统认知一般认为李清照是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这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对于作家个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就应该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诺通过对李清照的《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赋》的研究，提出李清照不是只知伤春悲秋的文弱才女，她有独立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致力于提升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她强调词的主体性在于以其独特的韵律区别于其他文体。

    生于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拥有相当的政治见解。如她的《咏史》诗，不仅文辞老辣，极富史识，还不乏对现实政治的讽喻，连道学家朱熹都对其赞赏有加。《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宋庭南退的时局隐喻，就更为明显了。李清照进入晚年后，创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游戏“打马”为主题的文赋，在这些文章中，她将自己对宋庭政治姿态和军事部署的不满寄寓到了“打马”这项策略类游戏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讨论当时的战事。

    艾朗诺细读李清照诗文后得出的结论，将李清照身上弱质女流的婉约气一扫而空，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中，她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名世，这样一个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识和意志是豪迈的。

    （《文汇报》4.25 伯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