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菜记

    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鸡蛋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六七毛钱。有一度，每个副食本每月供应五斤鸡蛋。

    鸡蛋易碎，太小的孩子买鸡蛋，大人未必放心，能打酱油不意味着会买鸡蛋。一般副食店，鸡蛋和酱油醋是一个柜台，盛在垫着干草的木箱子里。买鸡蛋，最好的容器是竹篮子，稳当，有孩子嫌篮子土，是老太太用的，他们买鸡蛋用当年的时髦货——网兜。

    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话又说回来，那时，鸡蛋乃“贵重”（不单指价格）食品，一个是一个。顾客的心理是，一个都不能坏。

    每个副食店，都会剩下一些蛋壳被碰破，但无碍食用的鸡蛋，北京人叫“硌窝”蛋。这种鸡蛋一则不写本，二则便宜，深受欢迎。孩子给家里买别的东西，大人往往叮嘱一句，带上兜子，看看有没有“硌窝”蛋，如真的买回来，那就是喜出望外，为家里立了一功。

    鱼肉在副食店里有专用柜台，有的商店还辟有专门售肉的屋子，不妨照老话叫“肉铺”。

    照常理物以稀为贵，不然。那个年代，绝大部分商品，买不着是买不着，但价格是不变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三十多年过去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经常念念不忘当年的物价，记得最清晰，也说来说去的，就是肉价。猪肉每斤九毛（牛肉八毛，羊肉七毛一），排骨四毛五，腔骨三毛五，大骨头九分，肉馅一块。黄花鱼每斤四毛五。带鱼按宽度分若干档，每斤两毛五、三毛八、四毛五不等。三毛八的就算好带鱼了，四毛五的属于特宽带鱼，好像只有过年过节供应。

    有一度，买肉凭本，但两毛钱以内不写本。多买肉又不写本，理论上说得通，实践起来有点困难，即舍得出遛腿花得起工夫。跑五家商店，排五次队，能凑一斤肉。但当年的副食店不比今天的超市，视线以内的，多不过二三家，多买两毛钱肉而绕世界转，太耗工夫。还有一招，家里孩子多的，可以分头行动，每人买两毛的肉，往一起凑。

    猪肉除了直接吃，还有别的用途。那时，家家厨房都备有花生油和荤油两种。花生油配给所限，不够吃，用荤油搭配，犹如馒头和窝头的搭配。荤油是从肥肉中炼出来的。“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猖獗，副食店的瘦肉、排骨，断不了被人从后门买走，摆在肉床子上的，尽是些“丹顶鹤”。没法儿炒菜，只能用来先炼大油，再回锅炒素菜。

    六七十年代，菜有粗细之分。粗菜，即北方冬天离不开的那几样——大白菜、萝卜、土豆等。细菜要等到春末才逐渐下来。细菜上市是有次序的，5月份黄瓜上市，10月，还能吃到论堆卖的茄子。

    入夏，细菜逐渐上市，像黄瓜、西红柿、豆角、柿子椒、冬瓜、茄子等等，开始还挺稀罕，也挺贵。谁家孩子去买头一拨上市的黄瓜或西红柿，会被寻常人家认做有钱没处花，因为经验告诉人们，过不了几天，大拨的一下来，弄不好就得成灾，论堆卖。像黄瓜、西红柿这样的大众菜，也就几分钱一斤，那也有卖不动的时候，就论堆撮。演员王卫国被中戏录取前，在商店里卖菜，他回忆说，商业局秘书骑车来通知高考被录取消息时，他正坐在木头钱盒子上用簸箕撮茄子卖，一毛钱一簸箕。有一阵子，家家做番茄酱，盛在医院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用橡皮塞密封住，上锅蒸。入冬后打开炒菜做汤，味道自然比新鲜的差远了，可毕竟是大冬天吃上西红柿炒鸡蛋。只是那种瓶子口小，往外倒的时候很费劲，得用筷子、铁丝之类的东西硬往外捅，太麻烦。

    有些落难及生活困难的人家，孩子早当家，专拣论堆撮的菜买。他们买菜不问质量，只看价钱，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做饭很讲究，做什么菜搁哪些作料、搁多少，不搁哪些作料，说起来口若悬河。我曾向他打听当年一些菜种最初的上市季节和次序，答说不知道，他们家吃菜，大拨下来都不敢问津，直等到论堆卖时，才去光顾。不是舍不得，确实是吃不起。

    （《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仰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