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史记》为“文化复仇”之书辩

    潘定武在2017年第1期《黄山学院学报》上说，司马迁因受宫刑之辱，并有著名的“发愤著书”之论，但此“愤”字主要并非怨愤，更非私愤。将《史记》解作司马迁的文化复仇之书同样存在理解的偏颇。《史记》体现司马迁宏伟的著述宗旨，亦是作者经受挫辱之后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如因宫刑之辱就认为其在著述中恣意发泄情感，甚至充满复仇心理，则难免偏离其既定的著述宗旨，降低《史记》的价值。

    男孩偏好对父代的经济行为仍能产生显著影响

    刘厚莲在2017年第1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上说，分析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拥有男孩能够激励父代更努力工作，并获取更多收入，但父代并不会随着男孩增多而形成更大的激励效应；男孩对年轻一代的父代激励效应小于年老一代的父代；男孩对父亲的收入激励效应强于母亲；男孩偏好对三类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由弱至强依次为城乡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