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读古诗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稚童，父亲（潘旭澜，复旦大学博导，2006年去世。）便让我背诵古诗。

    听上去平淡无奇——如今谁家孩子不从“鹅鹅鹅”开始背个几十首古诗，好像幼儿园都不好意思毕业了，但是相信我，这在那个年代，约等于今天有人让孩子放弃学校教育、在家念私塾，是逆时代潮流的另类。我是带了一点违禁的提心吊胆，开始读父亲手书在粗糙文稿纸背面的诗词的。父亲给开小灶，我当然非常开心，但是那种喜悦的质感并不光滑，而带着隐隐不安的刺。

    我背的第一首诗是“白日依山尽”，然后是“床前明月光”和“慈母手中线”。然后，应该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这首诗并不全然理解。什么是城阙？什么叫三秦？“宦游人”是什么？继续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海，“海“字让我想到的父亲所在的上海，既然一年只能在寒暑假见到，上海一定非常非常远，那是“海内”还是“天涯”？

    我背诵的第一阙词，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生硬突兀的——岳飞的《满江红》。后来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有女儿，即使不让她背李清照、柳永，至少也会选晏殊、周邦彦吧？现在的我对当年的父亲笑着说：爸爸，你也太离谱了。更离谱的是，当时这阕词因为生字多，我背得很辛苦。

    按现在的养育标准看，我从襁褓中开始，父母就被迫分居两地，整个童年父亲都不在身边，心理阴影面积该有多大啊。幸亏父亲不在时，有他亲手录的古诗词陪着我。

    父亲出差给我带了一套唐诗书法书签，“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很喜欢，但是不太明白杜牧到底想说什么。读着读着，眼前好像出现一个画面，像在去上海的火车上看到的烟雨朦胧的田野，我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笼罩，觉得整个人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我独自惊喜了一会儿，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怎么读不出什么要人上进的意思？

    等到我可以天天见到父亲，我已经不需要问了：把千里之外的景色“拘”到读诗人面前，让人觉得优美，置身其境，这个诗人已经手段了得，这首诗的价值已经足够。诗不一定是用来包裹人生道理，不说“苦寒”、单纯写梅花也是可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一种被赦免的轻松感，从此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诗词来读了。

    12岁那年，随母亲移居上海全家团聚之后，一下子海阔天空。我从父亲的书架上很方便地可以接触到许多古典诗词读本，而且编选者都是真正的学问大家。也就是在这些诗词选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书上随手标记、评点的做法，父亲在这些书里，用铅笔、红铅笔、蓝色钢笔作了各种记号（估计是每一次读用一种颜色的笔，有三种颜色表示至少读了三遍）。

    父亲觉得好的地方，会划圈。若是句子好，先划线然后在线的尾巴上加圈，整首好，则在标题处画。好，一个圈；很好，两个圈；极好，三个圈。觉得不好，是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顿号那样的一长点。让父亲画三个圈的情况自然不多，所以每次遇到我都要“整顿衣裳”，清清嗓子，认认真真地读上几遍。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地对父亲说，某一首诗真是好，我完全同意你的三个圈，父亲大多只是笑笑，并不和我讨论，那是80年代，他忙着准备讲义和伏案著书，我虽然到了他眼皮底下，但他却常常没空理会我。我也只能用在书上点点划划写写来抒发读后感，我们通过评注“聊天”。

    一天，我捧着一本古诗站到父亲面前，破釜沉舟地对他说：“这首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面对超级话痨的女儿，惜时如金的父亲常常有点抵挡不了，用上海话说就是“吃不消”，他想早点溜进书房——“以后再说吧”，我不依不饶——“你给我五分钟。”于是父亲坐下，听完我机关枪扫射般的一通话，想了一想，说：“虽说诗无达诂，不过你说的好像比我当年更有道理。”没等我发出欢呼，他又说：“哪天我去看朱先生，带你一起去吧。”

    朱先生，是父亲的老师，而且是父亲特别尊敬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我又觉得自己整个人闪闪发光起来了。

    就在那一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腾讯大家3.4 潘向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