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孩子的西餐启蒙

    倘向当年赶时髦、如今50岁以上的北京孩子打听是否去过莫斯科餐厅，很多孩子会回答——“无数次”。  

    莫斯科餐厅“文革”中改称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餐厅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俗称“小莫”，后被叫成“老莫”。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场戏，两拨孩子打群架，最终被王朔饰演的一个顽主摆平，双方杀奔饭馆，举杯欢呼。饭馆就选在莫斯科餐厅。北京有那么多家有名的饭馆，由王朔、姜文这些北京孩子构成的创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厅搬出来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里的分量的。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闷鸡、杂拌、红菜汤之类。但“老莫”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闷牛肉、罐闷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镀银货。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或同学，或同院，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如何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有位如今已腰缠万贯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上中学时有一次和院里另一个女孩在大街上捡了十块钱，两人合计怎么花。当年十块钱能干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都非小数，何况孩子。她们商量来商量去，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我认识的另一个孩子，把到莫斯科餐厅掌勺当作“我的理想”写进了作文，声称要“做一名战斗在反修前线的厨师”，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尝，不过不是掌勺，干的是白案。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厅受到西餐的启蒙教育，往往是第一次用刀叉吃过饭，第二次便以老炮自居，开始当另一个来这里受教育的孩子的教练：刀叉不能使出动静，面包要用手掰着吃，用勺喝汤要从里向外舀。

    当年，莫斯科餐厅的镀银餐具，手感沉甸甸的，不像商店里流行的不锈钢产品，亮堂照人，实则小气。这种餐具凿实而气派，别处根本见不到，看着比牛排更诱人。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我不止一次听当年出入“老莫”的孩子提到过，他们是如何利用桌布作掩护，顺那里的餐具，通过军大衣、棉猴里的深兜带出去。用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口气。中苏关系和缓后，展览馆餐厅正名为莫斯科餐厅。 

    90年代，一位当年在那里顺过餐具的朋友约数发小去重温旧梦，进门发现，从镀银刀叉到杯盘到桌椅台布到饭菜和服务质量以及价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剩下的只是那间不可能变的房子。他们大发今不如昔之慨，回来的路上，叹了一道。

    （《北京孩子 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仰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