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探路者”

    低调的钱颖一最常见的两种状态，是不苟言笑和开怀大笑。坐镇清华经管学院十年，唯一高调的事情就是促动教育改革。

    2016年12月4日，钱颖一带着父母前去领取首次颁发的中国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他在回国担任院长之前所做的经济学研究。

    领奖当天，母亲发现，儿子领奖的地点恰巧是自己早年办公的地方。不远处就是钱颖一曾就读过的幼儿园、小学。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幼升小的考题，一口井八米深，一头牛一次可以跳两米高，跳几次可以跳出来。标准答案当然是永远跳不出来。“我答四次跳出来，也被录取了。”钱颖一说着，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

    多年后，钱颖一面对教育改革中的瓶颈，又表现出“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我虽然拱不动大的改变，但我在学院这个层面，尽量往前推动一点”，在众生喧哗中，他率先尝试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想方设法”圈来一批大咖教师为本科生授课。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就是被钱颖一“生拉硬拽”来讲“西方文明”这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

    第一次给经管学院的学生上大课，外面瓢泼大雨，彭刚讲完看了下表，12点15分。钱颖一来教室看他，手里拿着的伞还不住滴水：“今天在城里开会，不过你第一次上课，我特地来看看”。回忆起当时情境，彭刚如今仍是感动。

    一次彭刚在校园里遇见钱颖一，后者刚刚从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高中听课回来。钱颖一说：“我就想知道现在进到我们学院的学生，在中学时都学了些什么。”《大学的改革》（钱颖一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策划编辑吴素萍说：“他对学生宠爱有加，在学生面前总是满面春风，但对工作，尤其是跟学生相关的工作，严苛得只能用挑剔来形容。”

    钱颖一会感慨经管学院常被诟病有“功利”的风气，有学生向他吐露焦虑，大三转专业还来得及吗？学分不够能换简单的课程吗？钱颖一面有难色，回想起他在清华做学生时，“恨不得学最难的课，感觉时代在召唤”。

    那么，是时代变了吗？

    钱颖一说自己不是偏执狂，只是有时有点强迫症。“我们这代人的改革情结是很重的。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召唤。现在，我只能说自己是改革探路者。在探路过程中先做事，做事过程中形成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又有引导作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讲过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凿石头，别人问他们在干嘛，第一个说我在挣钱，第二个说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个说我在盖一座教堂。”这对应了科学探索的三种动机：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追求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因为急功近利不可能会有太多创造性。在科学探索上，我希望有更高的层次。”钱颖一说道。

    “我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尽力做事。教育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教育也是解决问题的希望。现在想起来，这跟《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是很一致的——人要抱有希望。教育就是最有希望的事，但也是做起来最辛苦的事。”在《大学的改革》中，他如此写道。

    (澎湃新闻1.3 彭玮 周梦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