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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考进北大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系主任季羡林教授。瘦高身材，穿着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派头”。
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课真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季先生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受到恩泽。几年前，师弟王邦维有一篇纪念文章《师恩如父》，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那时先生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一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2001年11月19日，天气阴冷，刮着三四级北风。师兄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候他已经患病，只是不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
事后我对季先生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季先生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
季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孤独凄清，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身不由己。他本人却保持难得的清醒。
1999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先生一生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他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
（《光明日报》2.6梁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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