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儒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这样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

    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过去了，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进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所认识与接纳。

    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当代学者中，如刘笑敢先生便关注心理学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在题为“两种定向读《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解问题”的讲演中，就采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生物学的新发现，对孟子“性善说”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切合现代人理解的新阐释，并由此谈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性善说，这远比以往的解释，更具说服力。而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概念，则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贤能政治”已经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冶炼，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概念。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把传统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过程。因为现代社会科学背后的基本预设都是自由主义，如贤能政治的提出之于选票政治就是如此。所以儒学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与在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当然，对儒学在未来的生命力而言，比对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克服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缺陷的从而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这尤其关乎儒家文化的生死存亡。

    （《中华读书报》1.18 王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