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的悖论

    距今一百多年之前，面对世界局势的激变以及德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自己关于宪法秩序的设计方案。他认为大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领袖，同时也需要领袖享有民意充分认可的权威。但为了防止领袖在借助煽动技巧与民粹主义互动过程中出现走火入魔的现象，还需要对政体进行理性的制度安排。

    韦伯式宪法设计的成功有赖于各种权力（足以制约议会的帝国总统、中央集权化的帝国议会、反中央集权的联邦议会、议会内阁以及莫衷一是的政党政治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微妙而脆弱的平衡。

    通过直选产生的卡里斯玛领袖，固然享有基于投票结果的“革命正当性”权威，但在行使权力时，需要科层制的支撑力量，否则，领袖的大权就将成为空中楼阁。

    在韦伯的宪法设计中，卡里斯玛领袖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两个，这就是通过议会内阁从事行政运作和通过政党机器从事政治运作。韦伯最担心的是，由政党机器产生的政治家，所面临的“卡里斯玛被阉割”的风险，他相信一个政党越是组织得像一部机器，就越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并且越愿意支持这个领袖。

    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世界趋势却是，西方政党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少数卡里斯玛领袖曾经试图通过政党自我革命、自我否定（例如，日本自民党原党魁小泉纯一郎提出“砸碎自民党”的口号开启荧屏政治时代，直接诉诸民意支持)、自我退场（例如，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缺乏政党支持条件下，凭借民粹主义情绪赢得总统大选)等各种方式来打破逐渐僵化的政治格局，试图别开生面，但结果似乎都并不是很理想。这就证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如果要摆脱上述悖论以及两难境地，诉诸卡里斯玛领袖的煽动力，不仅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带来更大危险。

    （《法治周末》1.19 季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