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世双星两重天

    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李建军的学术著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出版，令学界关注。下文是学者们在该书研讨会上的讨论。

    汤显祖的创作为何比莎士比亚更难

    邹自振（福建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一个把汤、莎相提并论的，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在1930年面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中评价二人是“东西曲坛伟人”。我国最早将汤、莎作平行研究的学者，是《汤显祖年谱》《汤显祖全集》的校笺者徐朔方，他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中对汤、莎戏剧进行了开拓性的比较研究。他曾评价，汤、莎二人都在强调对人的生命和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尊重，都有各自生活的环境和背景作为依托，但相对来说，汤显祖提出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其难度要超过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早晨的一缕晨曦，而汤显祖是黑暗中的一束烛光。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当李建军用“互看”的视角打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时，他看到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看到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人生哲学。

    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君主所管理的社会，这样，作家才能够享有生活和写作的基本自由，安全地写作。而与之相比，汤显祖则远无莎士比亚那么幸运，他生活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统治的天下。朱翊钧平庸而低能，懒惰而任性。他管理的社会，严刑峻法，骇人听闻。在这种野蛮的时代，“即便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方式，就此而言，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

    当李建军从时代回到人，“互看”两位作家时，他提炼出二人差不多相同的人生哲学：汤显祖是“节制人欲及必要的虚无感”，莎士比亚则是“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由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环境非常糟糕，他要坚守那种人生哲学并使人格不受扭曲，或许要比莎士比亚困难百倍。

    为什么“双星”遭到过严重的指责

    陈歆耕（《文学报》原社长、总编辑）：两位大师级的作家、学者，曾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有过极为尖刻乃至否定性的批评。在托尔斯泰眼中，“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他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而写过《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对汤显祖也作出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戏曲“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面对这些尖刻批评，作者没有简单地回护，而是深入分析批评者的美学思想和趣味，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

    赵勇：通过仔细分析，李建军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对于莎士比亚有严重的误读，关键在于其美学思想、文学理念和宗教观念。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有着俄罗斯式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苛的道德要求”，是“封闭的规则的现实主义”，而莎士比亚奉行的却是一种“开放的不规则的现实主义”，“有着大自然的气质”。以这种单一的尺度衡量莎士比亚，自然就会造成严重的错位和误读。

    汤显祖为何没有闻名世界

    陈歆耕：李建军的书中有一个重要启发，即不同语种之间始终存在转译的困境。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在转译过程中都必然会产生信息损耗的状况。由此带来的状况是，我们在读他国翻译过来的著作，以及他国读者读汉语文学作品，之间有无法消解的“隔”。戏曲理论家吴梅在《曲学通论 顾曲塵谈》中谈道：“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直是赵璧随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如此充满“微意象”的文字，如何译成其他语种而不失其味？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坦然地面对这一问题，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很多中国最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何很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恐怕不能完全用“走出去”来衡量。他的文学成就所抵达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本国人民心中的认同度。经过翻译的文本，往往与它的原貌大相径庭。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可以把三流作家翻译成一流作家；同样，一个差的翻译，也可能把一流作家翻译成三流作家。莎士比亚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力，得益于朱生豪精彩的莎士比亚译文；那么，谁能担当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的“朱生豪”呢？

    （《光明日报》12.20 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