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自行车

    如果要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现首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最经典的景象是什么？无疑是晨曦中奔涌在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

    当年的名牌自行车：“永久”坚固，“飞鸽”规矩，“凤凰”轻巧，各有“28”“26”之别，各分男女车。28男车还有加了保险叉子和后货架支撑的加重型。对咱老百姓，自行车是家庭主要财产“三大件”之一，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好几个月工资的身价上，更在于平常买大白菜、换煤气罐、接送孩子上幼儿园……须臾离不开。“俩轱辘”劳苦功高，比今天的“四个轱辘”一点儿都不差。

    自行车的“高档配置”非“加快轴”莫属，功能近似于现在汽车的“涡轮增压”，旨在提高功率。骑上它清脆的嗒嗒声，常引来羡慕的目光。修车铺也有安装加快轴的服务项目，上海白象牌的43块钱，您要安进口的得48块。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打不住。也有蒙事者，我曾见一同事骑车过来，后轴也嗒嗒响，甚是悦耳，就问：你安了个加快轴？他说哪儿啊，我后轱辘折了根儿车条。

    修车的管自行车轱辘不圆了叫“跳”，立着看，轱辘有点儿左出右进，不在一条线上了，那叫“龙”。所以行车的轨迹左右摇摆叫“画龙”。修理“龙”了的轱辘，就是把承载车胎的车圈弄直了，叫“拿龙”。所以有的北京爷们儿一度也把“修理”某人称作给他“拿拿龙”。

    当年，在北新桥、东四等热闹地界儿，都少不了“信托商店”，老百姓通称“委托行”。见天儿人声鼎沸，收入水平决定了人们酷爱逛“委托行”。那儿的最大宗生意，就是旧自行车。

    当年警察的眼睛主要盯着骑车带人的，抓着一个罚20元，够狠！那时好多行当的二级工每月才挣40块零两碗粥，食堂的粥2分一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的见习期是46块钱。不像现在，骑车带个人，闯个红灯，警察一般都懒得理你，只专注于逮那些不知死活的违章机动车。

    自行车还要缴“车船使用牌照税”，每年两块，给你一小铝牌，绑在车架前脸儿，手里有一小红本的执照。这规矩从1951年起头，“唐山大地震”后，“车捐”免了。后来又恢复征税，变成了4块。每到年初，税务局和街道的人都添了新差事，在十字路口拦着骑车人卖税牌，成为街头一景。但听说收来的钱都不够发加班费的。直至2007年，我国数亿骑车人才告别了缴税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我一参加工作，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就是买车。我在单位排到了个儿，正巧抓了一张自行车票，再拿上全家凑的170多块钱和5张工业券，去东四买了一辆28“飞鸽”。在北京，“没丢过自行车就不算北京人”的说法是世所公认。后来“飞鸽”丢了，我又买一辆26的“永久”。某天下夜班出门一看，只有前轱辘还锁在树上，算是又丢了多半辆。那时女儿上中学的校门口密密麻麻摆满了学生的自行车，还有人看着，结果她在那儿上六年学，丢了三辆车。所以，一般人丢车也就是自认倒霉而已。

    想起老飞鸽，就想起我骑车带着闺女逛遍城里的公园；想起我让她坐车大梁上，跟我一起第一次到现在的单位，一路歇了三起儿，为啥？硌得慌！回家路上，她的脚还给别到前轮里，被车条给别得鲜血淋漓。她上小学时学骑车，我在后边扶着跑，她是越蹬越快，因为越快车把越稳。后来她特得意：别人说学骑车没不摔跟头的，我就没摔过！全不顾他爹累得跟狗似的。

    （《一个“50”后心中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焦尚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