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我转到新育小学,时间是在一九二零年,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小三班,少我一年。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人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另一位教员是教珠算(打算盘)的,好像是姓孙,名字当然不知道了。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Shao qian,因此学生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Shao qian,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学生从来没有笑脸。对初学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极残酷不合理的规定: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错到几十个到一百个数,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时老师打累了,才板下开恩。
大家挨够了他的戒尺,控诉无门。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造反,把他“架”(赶走)了。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子带头提出了行动方略:在上课前把教师用的教桌倒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我们学生都躲到树丛中,每人口袋里装满了树上结的黄色豆豆,准备用来打Shao qian的脑袋。
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都回到教室里,准备用黄豆豆打教师的脑袋时,却傻了眼: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安然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原来学生分成了两类:良民与罪犯。我们想造反的人当然都属于后者。shao qian满面怒容,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竹板戒尺拿在手中。当我走出教室,用一只红肿的手,把口袋里的黄豆豆倒在地上,走回家去,右手一直痛了几天。我的第一次“造反”就这样失败了。
那时候,新育已经男女同学,还有缠着小脚去上学的女生,大家也不以为怪。大约在我高小二年级时,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女教师,年纪不大,教美术和音乐。我们班没有上过她的课,不知姓甚名谁。除了新来时颇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之外,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至于职员,我们只认识一位,是管庶务的。我们当时都写大字,叫做写“仿”。仿纸由学生出钱,学校代买。这一位庶务,大概是多克扣了点钱,买的纸像大便用的手纸一样粗糙。学生们就把“草纸”的尊号赏给了这一位庶务先生。
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对所有的正课,我都采取对付的办法。上课时,不是玩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当时写作文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儿。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竟一辈子舞笔弄墨。
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
(《过去的小学》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