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缝纫机

　　周末，照例回南城的娘家探望86岁的老妈。推开熟悉的栅栏门，抬眼便看到落地窗前白发苍苍的老妈坐在藤椅里的身影，老妈说，自己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手脚也哆嗦得厉害，没法踩缝纫机了……恰逢年轻的邻居喜欢，就送她了。

　　那是一款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产的蝴蝶牌脚踏式家用缝纫机。在那个年代，它可是十足的名牌，与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并称三大件，是当时年轻人结婚追逐的彩礼。它当时的价格是120元（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一年才辛苦攒下的）。记得那天满头大汗的老爸蹬平板车将缝纫机拉回西城粉子胡同我家小平房时，满屋生辉啊。

　　有了这台缝纫机，在服装厂工作的老妈，每天下班后自行车后架上总驮着几摞半成品服装，晚上用它继续加工。那时讲究计件工资，每完成一件半成品衣服的上肩、领口、滚底边、袖口等工序可赚一毛二分钱。常常，半夜醒来，仍看到老妈在遮着报纸的灯光下，弓着腰、探着头，手里拿捏着衣服，在台面机针上来回穿梭。月底那天，老妈将辛苦一月的计件工资领到后，总是先从稻香村买些绿豆糕、江米条、酥皮点心拎回家，全家围坐在小饭桌旁吃着、乐着，那个甜美……

　　那个年代，全家三代六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除了三张床、两个箱子、一个衣柜，便是这台缝纫机了，不做缝纫时，将机头扭放在台面下的卧斗里，盖上隔板，就是平整的台面，也是我唯一的专属书桌，在它上面我完成了小学、中学所有的功课、作业、课外阅读。

　　后来，日子好了，分房了，家越搬越大，这台缝纫机始终没舍得丢弃，老妈常用它自制些桌垫、椅垫、鞋垫，分送给各家。望着老妈的脸庞，望着那空落的曾经放置缝纫机的地方，我竟然有说不出的失落。恍惚间觉得一切好像就是昨天——那童颜的快乐、那挚爱的亲情、那激奋的日子，仍清晰可见……

　　（《北京晚报》11.19 史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