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藏支边女青年的青春故事

　　1966年10月，西藏军区生产部到郑州招人。王建华和40多位女青年被分到了雪巴农场。这些平原长大的城市女孩儿开始在高原上修路，盖房，种田。

    血染锹把

　　我们13连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修一条通往拉丁嘎山上的盘山公路。第一天上山，大家兴致勃勃地扛着铁锹、镐头和砍刀，打着一面红旗，向工地进发。到了山脚就没队形了，纷纷拽着荆棘往山上爬，手上扎满了刺。到了山上先挑刺。一个姑娘头皮上竟然扎了一根两公分长的大刺，到了医务室才拔出来。

　　修路的山坡朝西，上午见不到太阳，冬天的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们没有手套，冻僵的手握着冰凉的锹把，再用穿着大头鞋的脚使劲往土里蹬。一天下来，大家的双手都磨了泡，血泡破了，鲜血沾在锹把上，变成了褐色。康清是个白净高挑的漂亮姑娘，干起活来却像个假小子。她的手划开一个大血口子，这位医生的娇女儿竟然抓一把土捂在伤口上止血，愣没发炎，那可是山上的千年腐土啊！后来听军医讲，西藏紫外线强，还没见人得过破伤风。

    争当“男子汉”

　　有一天，场部派大卡车拉麦种，顺便运来了豌豆和盐巴。装卸车是力气活，我就找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姑娘。姑娘们从卡车上往下卸，200斤的麻袋直接放到背上，弯着90度的腰，踩着钉着小横条的像梯子一样的木板，一步步登上一米多高的仓库大门，将豌豆和盐卸到库里，把麻袋码整齐；然后再从库里扛起200斤左右一袋的麦种，颤巍巍地走出库门，走下木板梯子，扛到卡车上。

　　姑娘们的体重大都才百十斤，被大麻袋压得连骨节都在咯吱作响。吃晚饭时，我坐在小板凳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一直在抖，双手哆嗦着端不稳饭碗，看看其他几个姑娘也都和我一样，累得差不多散架了。

    “西瓜草”

　　这一天在田头休息。大家坐在锄把上，想起了家乡。这个说：“哎，现在郑州该吃黄瓜、西红柿了。”那个讲：“还有茄子、冬瓜。”大家都在回想自己爱吃的水果蔬菜。坐在草地上的杨泽武半天没说话，低着头琢磨什么。“喂，杨胖，你想吃什么呢？”有人问。她突然笑道：“你们想吃西瓜吗？”真是异想天开，到十连后连西红柿都吃不上啦，哪儿有西瓜啊？！杨胖说：“你闭上眼睛，我这儿有西瓜。”

　　当我们闭上双眼，果然闻到了浓浓的西瓜香味。我睁开眼睛，只见杨胖那沾满了青草汁的双手在我脸前晃着。她得意地笑了，从地上拔起一把草来，对大家说：“你们想西瓜了，就这样解馋吧！”我们低下头去，纷纷从草丛中寻找这种野草，用手揉碎了拿到鼻子跟前去闻：“真是西瓜味啊！”几年未回家的我们，就像一下回到了那西瓜堆满市场的郑州城，眼前呈现出红瓤黑子的西瓜是那么诱人，遥远的家乡也是那么地让人向往……

　　（《我们在西藏长大》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