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乱动荡、物质匮乏的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极高水准的学术大家。是否可以因此而认为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比现在还高?这里拟以时人的史地知识为例做初步说明。
谈到民国时期史地教育的失败,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是吴晗的《中学历史教育》和杨遵仪的《中学地理成绩》。吴晗对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4000份中国史试卷的答题情况、杨遵仪对3188份地理试卷的答题情况,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其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吴晗说:“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是每一个人都应知道的事”,但学生的回答却极为糟糕,如“第二十四题‘二十四史试举八种’”,全对的不到半数,答案亦是五花八门。“时代的观念最闹不清楚,司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说他是汉朝人,洪承畴反之,只有几十本卷子肯定他是明清间人”。朝代的顺序亦搞不清楚,出现诸多如明灭金、南宋或唐灭北宋、东汉灭西汉的回答。
当时有一题的答题情况让吴晗最为失望,此题问“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西历几年”,须知这次入学考试距九一八事变仅过去三年,但是却有半数的学生答不上来。吴晗感慨地说:“这些人还是四万万人中的优秀分子!”
历史科答题如此,地理科的答题情况亦可想而知。据杨遵仪的统计,3188份答卷的平均分仅在47分,当时北平较有名气大学的录取平均分亦大抵如是。学生答题如此不理想,是否是考卷太难?杨遵仪指出,“不是问题太难,而实在是程度过差。”
不可否认,当下不少人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不满。只是,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应谨守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尊重历史事实,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11.10 姚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