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我的幸运之书

    作为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时至今日，《活着》仍是读者了解作家余华的重要途径。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读书活动中，余华回首了24年前关于《活着》的创作旅程。

    1992年，《活着》这部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那个时候，《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副主编是巴金的女儿小林。这部小说，在今天来看没什么问题，但在1992年发表的时候，还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是1992年的初秋，我拿着《活着》的手稿到上海。那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我每次到上海，都让他帮我在华师大招待所订一个房间。我是在那里定的稿。拿到上海交给《收获》杂志时，我心里是有一点忐忑不安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

    《活着》的写作，让我完全发生了改变。最初写《活着》的时候，我是用第三人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写不下去，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以后，我发现自己怎么写都写不下去了。而这个题材又始终吸引着我。我就想换一个方式来写作。那时候，我已经写过一些作品，具有了写作上的一些经验，我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写得很不顺的话，一般是出于这两种原因：一，可能这个题材并没有那么成熟。二，这个题材已经成熟了，但写作的角度可能出问题了。所以，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来写，就让福贵（《活着》主人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很顺利就写完了。

    这部小说写完很多年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仅仅认为这是一个文学技巧的选择，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可能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因为，《活着》里面福贵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苦难就是苦难，没有别的。但是，如果让他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其实在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自己是充满了“幸福感”的——福贵的讲述里是充满了幸福感的。

    比如，“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书中的这段描写，语言很直白，用的词很少，但“盐”这个意向，在书写福贵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第一人称的写作，让福贵这样的农民，有了“活着”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这样的一个转换是一种写作技巧的变化，更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一个很普通、很浅显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你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感受到了什么。这是从生活角度来说，这部小说带给我的意义。

    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24年以后，这部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差不多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

    （《解放日报》10.22 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