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老兵谈纳粹

    ■朱维毅

　　在魏玛共和国1930年的选举中，纳粹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我采访的老兵当时都还是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作为亲身经历过纳粹上台前后生活变化的一代人，这些老兵对希特勒政府的认同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对国家的义务感被罪犯们滥用了”

　　迈尔先生已年过80。在战争中，他曾作为一名海军军官领导着一支65人的船队执行布雷和扫雷任务。因为不需要直接参战，他在整个战争中毫发无损。而在和他同时入伍的同学中间，1/3的人都战死了。战后，母校曾组织过一次幸存老同学的聚会，共有25人到场。大家纷纷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义务感被罪犯们滥用了。”

　　我请他评价“二战”时的国防军。他说：“义务教育制使国防军里没有文盲。大家进入军队的途径几乎都是同样的：高中毕业后走出校门进军营。德国军队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文化素质比较高。不过，德国人重等级，重义务，重服从，而且长期缺乏民主的观念。所以，做事漂亮的德国人总需要有明君治理。如果碰上独裁的领袖，它就是一支极大的破坏力量。”

    为国家而出生，为国家而死伤

　　克诺内尔出生于1924年。我向他提出了打仗的“动机”问题：“您那时想过为什么去打仗吗？”

　　克诺内尔打开了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枚制作精美的勋章。他说：“这是1938年政府发给我妻子的祖母的一枚勋章，奖励她为德意志生育了8个孩子。战争结束后，这8个孩子中还剩下5个，这在当时的德国家庭中已经是非常幸运。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们兄弟3人在‘二战’中全都上了前线，我哥哥死在了苏联，剩下我和弟弟先后都负了伤。”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国家而出生，为国家而死伤，没有什么个人的选择。当时的德国可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与和平概念，人们受纳粹宣传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不知道真相，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一句‘为国家尽义务’就可以为我们跟随犯罪政府的行为提供全部的合法性。”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感言

　　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出生于1910年，战时服务于空军。从一个对外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历史观对于一代“二战”老兵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他在1989年为《战时德国人》一书作序时写下了以下感言：

　　“我们的儿女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抵抗纳粹的斗士，他们在没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只需要很少的勇气就可以群起示威，甚至还能够动用一些小小的暴力。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同样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去做类似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全面专制、独裁政府以及其对信息和教育垄断的恐怖。希特勒军队的多数士兵不是纳粹，但他们的身世、所受教育以及所谓国家的至高利益都要求他们去为祖国效力。对于德国人来说，‘二战’是我们对国家尽职的悲剧。我们对国家的义务感被希特勒滥用了。”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