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饭店

    ■蒋韵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饭店是我的城市太原最高级的餐馆之一，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

    小时候，举家出门下馆子的盛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父亲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得了一小笔稿费。于是，一个星期天，他突然对我们说，“爸爸请你们吃饭吧!”于是，带我们姐弟俩来到上海饭店。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家餐馆，上二楼，进了一个小包房。至于吃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小笼包子，太好吃了。还有一个菜记得很清楚，是青椒肉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非常匮乏，名声显赫如上海饭店，可能也拿不出一份多么丰饶的菜谱，而且，价格高昂。我们吃得淋漓酣畅。好像父亲还喝了啤酒，总之，一顿饭，爸爸的稿费一分不剩地被我们吃光了。

    后来十年间，和家人下馆子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只是偶尔，大人会打发我们姐弟拿着饭盒去饭店打包一份肉菜回来，比如，一份过油肉、炒肉片之类。这样一份过油肉或炒肉片会被祖母重新加工一下，翘一些蔬菜进去，就是全家人改善生活的大菜。

    “文革”后，我读了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女排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惊喜。忘了是哪一届，中美打半决赛，看海曼和郎平的对决，看得热血沸腾。我们赢了，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份高兴，就对好友说，“走，我请你吃小笼包!”

    于是，郑重地去了上海饭店。那天好像是个周日，上海饭店里人头攒动，嘈杂一片。开了票，却找不到座位，站在楼上角落里，觉得很茫然。终于等到了座位，坐下来，看着碗盘还没来得及清理的桌面，兴致已经磨灭了一大半。等到传说中的小笼包千呼万唤上场，咬一口，很愕然，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简直可以用“难吃”来形容。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饭店。

    （《文汇报》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