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十多年前的老师

    ■童伟民

    1974年秋至1978年冬,我在家乡大别山区的两所农村中学分别读完初中和高中,其间直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共有18位，其中几位印象特别深刻,同学聚会回顾往事时无不谈及。

    拉小提琴的谢老师

    谢老师很瘦,一米八的个头,在学校老师中身材最高。初中时他教地理,每次开讲前,他都要在黑板的正中画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地图只画一个框子,而且是一笔画成。讲到哪个省区就在图中再画个小圈,拉出一个箭头,在图的两边写上几个关键词,围绕这几个词逐一讲解。因此,听地理课大家做笔记不多,主要记下那几个关键词,主要内容基本就能掌控。

    谢老师不仅上课十分认真,生活上也很严谨。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身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无论是课内课外从不讲粗话野话,平时也很少听到他与别的老师争吵、开“荤”玩笑。虽然上课时不苟言笑,但课后对学生很和蔼,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穿木屐、拉小提琴、不会骑自行车,是谢老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中餐和晚饭后,他的房间里常常会传出一阵阵悦耳动听的琴声。夏天,大家都穿着凉鞋或拖鞋,唯有他却穿着一双不知从哪弄来的木屐,老远就可听到“吧搭,吧搭”的响声。

    还有件事我们当时一直不太理解:别的老师回家大多是骑自行车,或是搭班车,唯独他每次回家,近二十里的路程却一直都是步行。直到十多年后有一次我们问起这事,他才长叹一声:“哪是我不骑,是没有钱买车子。当年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上要养二老,下要供四个孩子生活读书,一辆自行车一百多块,根本买不起。”

    说普通话的张老师

    30多年前,农村很少有人戴眼镜、说普通话。我们学校从初一到高二有近500名学生,竟无一人戴眼镜、说普通话。三、四十位老师中,戴眼镜还说普通话的只有张老师一人。

    当年全县没有一家专门的眼镜店,县医院只能验光,配镜则要到省城,来回一趟至少得两天,仅车费和住宿费就得花掉几十块。农村学生有的连学费都交不起,哪能拿出这笔“闲钱”?就是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反复掂量。因此,只要眼睛问题不是太大,大多数人就选择慢慢往后拖。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些年轻老师和学生放弃戴眼镜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竟是害怕别人说闲话。在山区农村,许多人认为,只有书读得多、有学问的先生才有资格戴眼镜,如果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就架着一副眼镜,当地人要么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要么当面或背后说你“甩膻”(本地方言,作秀之意)。

    张老师是公认最有资格讲普通话、戴眼镜的人。他是全校唯一一位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教的是化学。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尽管许多实验课没有条件上,对高考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利,但我们那几届学生的化学高考成绩却普遍高于其他科目,这不能不让大家叹服。

    送蜡烛的朱老师

    班主任朱老师教语文，她的丈夫是文教组组长,她家的宿舍与我们的教室只隔着一道石岸,教室在岸上,宿舍在岸下,相距不到十米,在教室里大声喊一下，她在家里就能听到。那时,农村经常停电,学校也没发电机,只要一停电,朱老师很快就会从家里送来蜡烛给我们点上,还自己掏钱给我们买蚊香。

    朱老师虽是“官太太”,但没有一点架子,每天上课之前或下课之后都要到教室看看,只要发现有学生脸色不对或打喷嚏,就马上找来感冒药或是亲自陪同到乡卫生院去检查。对我们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特别的关爱。

    （《新华每日电讯》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