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人老燕园”这个题目,在心中已存放许久了。当时想的是父辈的老去。他们先是行动不便,然后坐在轮椅上,然后索性不能移动了。
近年来,燕南园中年轻人越来越少。邻居中原来健步如飞的已用上助步器,原来拙于行的已要人搀扶了。我们的近邻磁学专家褚圣麟教授年过九十,前几天在燕南园边上找不着回家的路。幸有学生往褚宅报信。老先生又不认得来接的人,问:“你是谁?这是上哪儿去?”
老父去世以后,燕南园中平稳了两年,接下来的是江泽涵先生和夫人蒋守方。
江先生是几何学权威。在昆明西仓坡,我们便是对门而居,到燕南园后又是几十年的邻居,他老来听力极差,又患喉癌,说话困难,常常十分烦躁,江家诸弟便开导他:“看看人家冯先生,从来都是那么心平气和。”江、蒋二先生先后去世,相差不过十天。
10月间我有香港之行,不过十天。回来得知张龙翔先生去世,十分惊讶。张先生是生物化学家,20世纪80年代曾任北大校长。9月间诸位老太太在张家小聚,我也忝列,还见他走来走去。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
真正想到用“人老燕园”这个题目来作文,是因为自己渐增老态。多少年来我一直和疾病做斗争,总认为病是可以战胜的。小时候读老舍的小说,里面有个人物老是抱怨说:“从脑袋瓜子到脚步鸭子都是痛的。”我倒没有这样全方位发作,但却从头到脚,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近年忽然发现这麻烦不只是因病且因为老,而老是不可逆转、不可战胜的。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每年十月间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不能安枕。年年南逃也很麻烦,在仲的坚持下安置了土暖气,于学校供暖之前,自己先行供暖。那火头军是心甘情愿的。见他头戴浴帽,下到地窨子去对付火炉,总担心他会摔倒。一天,他忽然说:“再过几年,我做不动了,怎么办?”其实用不着想。再过几年,我是否还需要温暖的房间?
(《广州日报》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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