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南怀瑾到了台湾,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离开,一住就是三十六年。
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内战烽火再次燃起。战场形势发展迅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党国要员”和巨商富贾,携带妻儿老小、黄金美钞,坐飞机坐轮船,来个大搬家,纷纷跑到台湾,照样过他们的富贵生活;跑到台湾去的人,像南怀瑾这样的单身汉,也大有人在。一种是当兵的或机关的下级人员,随着部队或机关一起过去;一种是并不属于哪个部队或机关,只是全家一起走太不容易,要卖掉大陆的家产,凑足路费,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只好一个人先去,等那边安排好之后,再把全家老小接过去。
南怀瑾没有留在大陆等待解放,虽然他不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毕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人事关系上同国民党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木教官,并接受过政治训练,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虽然国民党里将官头衔满天飞,他的这个头衔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南怀瑾的心里,共产党来了,他的这顶帽子足以使他掉脑袋。还有,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南怀瑾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很深,尽管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却不会跳出这个营垒反戈一击,他不会这样做的。
台湾,南怀瑾一九四八年已来过一趟,给他的印象有好有坏。南怀瑾觉得惊奇的是:台湾的基础设施搞得不错,电力、马路、自来水,都搞得不错;社会秩序也比较好。但老百姓都很穷,满街的木拖板,老百姓都穿木拖板鞋。台湾的“酒吧女”很漂亮,大概是混血的关系,因为荷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此都统治过。但“酒吧女”上下都不能看,上面,一笑,“满口金牙”;下面,一抬脚,“两条烂腿”,没有袜子穿。总之,台湾的老百姓那时过着贫穷的生恬。
南怀瑾到台后,先是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中,他带到台湾来的不是黄金美钞,而是一大堆书。到台湾干什么?南怀瑾没有自已明确的打算。
蒋介石到台湾不久,就到菲律宾作了一次访问,据分析,蒋介石这次出访,实际上是为自己安排后路。南怀瑾也要为自己的下一步作出安排。南怀瑾给自已想了一条后路:万一台湾守不住了,就再跑,找一个小岛,在那里住下来,做点生意。当时,要做海上生意,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样是船,一样是枪。可是,这两样东西,当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还是南怀瑾的朋友多。戴笠的一些老部下也来找南怀瑾。三条船,十几条枪,很快就搞到了。南怀瑾同几个朋友一起,在基隆办起了一个公司。从琉球运货到舟山,再从舟山把货运到琉球去卖,钱赚得不少。南怀瑾为公司起的名字叫“义利行”,又讲义又讲利,这是孟子的话。
“义利行”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但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一天中午,在舟山做生意的合伙人突然出现在南怀瑾的面前,面如士色,一副狼狈相。他是从舟山回来,刚下的船,向南怀瑾报告:国民党要撤退,三条船被征用,用来运国民党的残乒败将;三船汽油被烧掉,损失黄金三千两。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南怀瑾。南怀瑾很镇定,就像他一生对待钱财的态度那样,对这位合伙人说,没有事,不要紧。你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生意的事明天再说。
明天,南怀瑾也没有什么高招。一夜之间,南怀瑾从一个有钱的老板,变成一个穷光蛋,甚至要靠典当衣服来维持生活,生活陷入平生从未遭遇的困境。不久,南怀瑾离开基隆,迁到台北,住在一个菜市场旁边。此后,在整个五十年代,南怀瑾几乎都是过着清贫的生活。关于南怀瑾的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有这样的描写:“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这是一九六零年的事。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了那种仗义疏财的豪放气派。只要求到南怀瑾,他总是慷慨解囊,受过他的接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一个人,当他的钱多得花不了的时候,拿出一小部分来捐赠,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难的是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能从自己的碗里拨出半碗饭给饿肚子的人。
近年来,我碰到南怀瑾有的学生,在南老师面前表示,等自己赚了大钱,发了大财以后,一定去做事,做善事。南怀瑾听了,一笑了之。
(《我读南怀瑾》复旦大学出版社 练性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