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以后成为画家的陕西青年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王军余代为说情保留。
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留学生对此高兴不暇,那里会为之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只见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巳尽是光头。
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
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
(《帝国尽头是民国》厦门大学出版社 傅国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