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部门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关键
仝志辉在2016年第6期《探索与争鸣》上说,自198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但时至今日,在中央政策文件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仍被视为要加以“健全”的制度,由部门落实、各部门自建服务组织体系的“部门化”路径,是这一政策迟迟未获应有效果的症结所在。而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必须革除“部门化”的弊端,真正做到“去部门化”。去部门化的根本方略是农民组织化,而农民组织化的本质内容是农民合作化,同时须警惕不自觉地加强“部门化”。
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为何滞留香港不归
夏蓉在2016年第6期《学术研究》上说,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滞留香港不归,治病虽然为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宋美玲器重妇指会的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宋美龄主持的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吸收了各党各派各方面的妇女人才,工作成效卓著。然而,由于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在其工作,甚至占了主导地位,引起何应钦、陈立夫、张继等国民党高层的不满,妇指会的工作受到压制,宋美龄与蒋介石也发生了冲突,最后妇指会被迫改组,1940年10月宋美龄借治病之由赴香港且迟迟不归。蒋宋的嫌隙和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党内部对中共态度分歧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