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播伦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信息源到信息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被视为唯一传播模式。今天，理想的传播更像是参与的、对话的、横向的和富于创意的。

    这种新的传播风尚也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公共传播。所有传统的公共媒体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公众”，如果说它们面临危机，那部分地也是由于公共传播仍然遵循着线性的“国家建构”伦理，而不是新型传播的社群主义伦理，以亚文化和寻找认同为中心。

    社群主义的伦理的核心是，不同文化认同的存在权利得到确认，这些不同的认同按其所自认为的那样得到描述，并彼此展开对话。职业的公共传播者的技能在于，发掘不同公众对认同的追求，形成文本，让这些公众能够识别、肯定自己的认同，并依此展开行动。

    从国家建构的伦理到社群主义的伦理，体现在对内传播上，意味着新闻是民族志与文化阐释的一种，假定专业人士能够进入不同的亚文化群体的主观认知当中，像他们那样感受世界。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说穿了就意味着拥有不同认同的人之间的对话，传播的核心不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而是要做好大众文化的语境衔接，让公众可以在其中辨识认同。

    从国家建构的伦理到社群主义的伦理，体现在对外传播上，就是要认识到，国家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合，因而，基于共同体“完整”的理念，不能在建构对外传播软实力的过程中，仅仅想着传递国家意志，也应更多着眼于共同体内部的人们的公共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在具体操作中，表现为扫除“官气”，不是处处表现出“官方”的观点，而是更多注重民众的观点和感受。

    (《南方周末》6.30 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