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者讲错的“一节课”

    意大利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行会传统非常重视平等和互助，强调职业尊严和产品的精致质量，反对无序的恶性竞争。诡异的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让计划经济压倒一切，可是当时国内刚刚发展起来的欧洲史研究却对中世纪后期行会做出基本负面的评价，完全认同亚当·斯密的立场，把竞争和营利完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正面因素：行会“力求保存小生产”，限制生产规模和竞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世界通史》中古部分）。

    世界史学者的这一看法因袭自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延续至今，影响广泛深远，间接并顽强地膜拜着竞争，变相地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全汉升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中国行会制度史》，也举出限制竞争和不利于发展作为行会的主要弊害之一。他的这一论断直接汲取了来自西方学者的观点。

    亚当·斯密是批评中世纪行会制度最刻薄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行会的原罪就是限制自由市场竞争，其弊端与政府规范资本的自由运作是一样的。学术界对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晚近研究倾向于反驳这一看法，更多看到行会抑制竞争的积极社会作用，更明确地阐释行会促进和谐互助、保护和传承技术的正面功能。在讲授欧洲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时候，如果世界史老师们贬斥行会，他们就在不自觉中粉饰了自由竞争，做了亚当·斯密的跟班。

    （《北京青年报》7.3 彭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