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互动。后殖民主义理论揭示了全球文化互动中的西方和东方、自我与他者、中心和边缘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阐释了发达国家在文化互动中的话语霸权和第三世界国家本土文化的身份焦虑,提出了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和文化互动的“接触区”理论,以消解文化互动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然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一个文化构造过程,后殖民主义理论游离了这个过程,致使其文化批判面临巨大挑战。
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拓展,必然会在那些市场体系和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尚不完备的国家中引发倡导人的自由的文化精神与传统的专制文化的激烈交锋。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对文化差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们很难注意到衡量文化进步状态的价值尺度,从而在强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优越性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改造民族文化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注重和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对于理解文化互动来说是重要的,但不能忽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能具有的共性特征,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本身对体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的推进,尤其不能忽视用科技尺度和人文价值尺度衡量民族文化进步程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中国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反应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文化心态,有固守中华文明“优越性”而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有一味推崇西方文化而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价值的文化西方主义心态,也有试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将其与体现现代文明的文化元素结合起来的文化融合主义心态。把握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建构消化吸收世界范围内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机制,则是走出全球文化互动困境的正确选择。
(《南国学术》2016年第2期 阎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