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家荡产立牌坊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状元坊，以表彰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考生，此举开创了由政府批准修建牌坊的先例。从这时候开始，牌坊这一特殊的建筑形式就和封建礼教、帝王恩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在牌坊发展最为鼎盛的明清时期，要想立牌坊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从明代开始，就已经由政府负责牌坊的审核批准和统一管理。申请人提出建立牌坊的申请，获得地方官府的批准后，还要由地方政府上报到中央政府(朝廷)，由皇帝亲准才可以兴建，最后由官方出资建立功名坊。

    立牌坊表面上看是对个人的一种表彰，但实际上往往牵扯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一些地方的豪强宗族，都倾向采用这种方式扩大本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所以，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买通当地的官员来获得推荐的资格。

    但事实上，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是没有闲情逸致去关注这些民间琐事的。所谓的“亲准”“御批”，都只是借用皇帝的名义而已，实际上都是由礼部“批发”的。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对人们思想文化上的控制更为严密和专制，这在道德牌坊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寡妇自杀殉夫已成为一种习俗。到了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颁布圣谕，认为真正的节妇应该继续活下去，并为夫家恪守妇道。18世纪以后，甘愿过着青灯孤影寂寞生活的寡妇远远多于自杀者。我国大地上所立的贞节牌坊，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而道德牌坊的极致，要算棠樾鲍氏牌坊群。

    棠樾鲍氏牌坊群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牌坊群，位于安徽省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共有七座，其中明代三座，清代四座，包括两座“忠”字坊，两座“孝”字坊，两座“节”字坊和一座“义”字坊。一个家族能获得七座牌坊，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七座牌坊中最早一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此坊的建立却是为了旌表前朝人。

    宋末当地盗乱，村人鲍宗岩在山谷躲避，被强盗抓住绑在树上准备杀死。他的儿子鲍寿孙前去乞求强盗放了父亲，由自己代死。父亲说:“我老了，就这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哪能杀他?我愿意自己死。”两人互相争死不已，强盗心中有所感动，把两个人都放了。

    父子俩的事情在村中传为佳话，以孝义相标榜。到了明朝永乐十八年，皇帝朱棣读史读到了这件事，大加赞赏，■令在村中建牌坊一座，赠额“慈孝里”。从此，棠樾村东头有了一座庄严巍峨的牌坊。

    在棠樾鲍氏牌坊群中年代最近的一座牌坊，是建于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的“义”字坊。在这之前，鲍氏家族已先后获得两座“忠”字坊、两座“孝”字坊、两座“节”字坊，就独缺“义”字坊了。然而按封建伦理应该是“忠孝节义”齐全，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人”。

    据说，鲍氏祖先早就立志，要建“忠孝节义”牌坊，所以按“忠孝节义”的次序竖牌坊，而不是按年份的先后排列。比如最早的一座“孝”字坊，为第二座，后来立于明嘉靖初年的“忠”字坊却置于第一座的位置上。六座牌坊的排列顺序是:忠、孝、节，节、孝、忠，很显然，在节与节之间有一块空白，这就是专为“义”字坊留的空地，以便将来补上去。

    为了使所竖的牌坊与封建道德体系一致，清朝嘉庆年间任两淮盐运使官的鲍家子孙鲍漱芳和他的儿子鲍均，便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们父子两代人先后不惜散财破家，鲍漱芳将做官的俸禄全部耗光了，儿子鲍均更是将祖产变卖，通过捐米捐粮、救济贫困、兴建水利、修桥筑路、创办学校等不计其数的义举，终于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获得皇上恩准，特赐“乐善好施”，即“义”字坊一座，从而完成了鲍家人世代的宿愿。

    (《北京日报》5.25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