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是假象

    近两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速有所降低，一些研究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曾出现的“逆城镇化”时期。

    从“逆城镇化”证据来看，主要是农村人口不愿进城落户、城市居民盼望迁户回村。事实上，除了少数零散的一线城市人口外迁外，我国“逆城镇化”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发达国家“逆城镇化”出现在城镇化成熟期，由于就业、交通、环境甚至种族等方面的问题，中心城市或中心城区人口向小城市、郊区扩散，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外迁，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出现了人口减少和产业衰退现象。这并不是字面上的城镇化逆转、城镇人口减少，实质是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也是城市群、都市圈发育过程。

    从目前看，中国城镇化既没有停滞，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逆城镇化”，只是由于一系列关键性制度扭曲带来了假象。

    一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城乡利益阶段性“倒挂”。农民不愿落户，主要由于缺乏对进城落户农民农村“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利益分配权）的制度性保障，导致部分农民担心进城落户后不能保留“三权”，降低了“带资进城”落户的能力。

    二是城镇落户政策供给出现地区性“错位”。中小城市虽不设落户门槛，但与农村公共服务差别不大，而且市政服务和就业机会等优势不突出，吸引力不强。农民落户意愿较强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落户门槛却较高，甚至在落户“敲门砖”居住证上都设置了门槛。形成了“想落的地区不让落，让落的地区不想落”现象。

    逐步消除“逆城镇化”假象，要尽快调整制度性扭曲。发达地区城市可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吸引更多农民进城落户；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中小城市优先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人口吸引力，使得“让落的地方也想落”。

    （《光明日报》5.5 相伟 谷宇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