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布兰德教授所言,在欧美核心国家,源自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的时空不均衡和当前严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他们拥有“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这导致欧美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处于整体优势性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在维持其优越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享受到较高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中的精英阶层,也都无意识地把这种“帝国主义生活方式”视为追求的目标,而被遮蔽或严重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意味着剥夺与统治关系的再生产。这种生活方式体现了少数国家和群体的日常生活维持,都需其他地方的环境、资源与劳动力,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未必能普及那些直接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生活中。现实中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绝非是绿色观念和个体主观风格的主观选择,更决定于既非自由也不公正的世界市场、各国间悬殊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制度中的非对称力量关系,等等。
在未来的全球的“碳政治”参与或环境治理体系建构中,中国致力于超越“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但并非反对生态主义,反对的是生态主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特定构型,及在它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帝国主义”。未来中国致力于承担“碳政治”的世界领导者角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支撑因素。这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性领导者角色的时代理据,在于做贡献而不是争夺霸权。
(《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郇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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