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水剧场等着霍夫曼,这是他在“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展品的场所。偌大的露天剧场里只有《浮鱼》一件作品,主办方为他提供了所有展场中最大的一个空间,来施展他擅长的大尺寸公共艺术。
霍夫曼属于作品比人红的那一类艺术家。在此次来中国之前,“大黄鸭”已是家喻户晓。2013年,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到北京颐和园,“大黄鸭”掀起了一股拍照狂潮。但是,很多参观者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认为可能只是公园为了活跃气氛而放置的一个大玩具,更没有太多人去在意这个大玩具是谁做的。
“劫持”空间
1977年出生的霍夫曼,先后在荷兰坎彭的基督教美术学院和德国的柏林-魏森塞艺术学院学习艺术。那时,他就开始做大型艺术,但并非装置或雕塑,而是平面绘画。面对一幅空白的画布,把握整体比细节处理难得多,霍夫曼说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似乎对每一个做大型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来说,巨大的、开放的空间都是诱人的,会激发出他们对空间的掌控欲,这远比透过一张小小的画布或美术馆的狭小场所更加充满未知。而面对公共空间时,他关注的就不只是自己与艺术的关系,更多的是观众与艺术的关系。
在整个作品的完成过程中,与艺术家的身份相比,他更像一个包工头,或者说是项目经理,他和他的团队要面对随时到来的突发状况。他曾经和一个中国台湾项目的委托方交情甚好,后来那人不知为何进了监狱;在中国香港制作大黄鸭时,赶上了台风,为了保证作品的完好,他们不得不给大黄鸭放气压扁,但没想到第二天就登了报,上了头条,一夜之间,关注大黄鸭的人更多了。霍夫曼着迷于这些不可预知的经历,也喜欢跟当地人交流,无论哪里,对他来说都很新鲜。
乌镇的《浮鱼》被放置在一片静止的水面,背倚白墙黑瓦,面朝露天的阶梯座位。这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在西栅景区的最深处,有点与世隔绝,自成一体。鱼身的鳞片由四种不同颜色的泡沫薄板组成,整体呈粉色,整个场域透着浓浓的少女情怀。霍夫曼擅长制造作品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他说他要“劫持”公共空间,占据这个空间并暂时改变它。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不再是孤立的,而被赋予社会意义,这一点在他的城市雕塑中显得更突出。
观者的视角
2011年,霍夫曼在荷兰内梅亨市创作了一件动物公共雕塑作品——《瞭望兔》,这是霍夫曼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与观者直接互动的作品。这只瞭望兔高12米,观者可以进入兔子身体的内部,爬到雕塑的中部和顶部,通过窗口望向远方。它比大黄鸭还像一个公共的大玩具,它带给观者的已超出视觉体验,孩子们会把这里当作一个游乐场,成年人也会在这里找回童心。
面对自己的作品,他会谈论很多创意和制作的过程,而非解读,他希望带给观者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包括作品的阐释权。但有一件作品例外,霍夫曼会给它赋予更多精神层面的隐喻。
2012年,他在法国西部城市昂热做了两只鼻涕虫,巨大,材料是4万只塑料袋,行人可以随意触摸,塑料袋滑溜的质感确实可以让人相信这两只巨物就在身边。他把这两个庞然大物放置在城内的小街上,直通城市主教堂,真正指向的是宗教、死亡、自然衰变、商业化社会的缓慢窒息。在霍夫曼看来,鼻涕虫是行动迟缓的人的象征,有追求,但没有过多欲望,也没有什么功利心,因为速度太慢,终是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阴晴不定,这是霍夫曼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如果观者能有自己的视角,通过其他的阐释创作出一件新的作品,那是再好不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5期 薛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