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完成现代化,仅仅靠政研室那批人在考虑这个国家各种政策是不够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应该有大量的人要想这些问题,让治理专家成为真正国士级的人。
国务院研究室一个朋友曾经跟我们聊天,讲着讲着都快哭了。他说:“世存,你们知道像我这样的人硕果仅存吧,我告诉你们,在韩国,我去跟他们对话,像我这样的人在韩国有300多个。”每个人都能提出一套治国方案。比如他跟我讲沿着长江中下游怎么建沿江工业带,在两岸每隔四十公里建一个中小城市,这样又不污染环境,又能很好地利用政策;然后怎么把四川的石材、木材,通过长江最低成本地送到中下游,再把上海、江苏的那些工业产品运到那边去,这样沿江的那个船只每天要走多少艘,他都能算出来。治国是个细活儿。用他的话,在国外,不说美国、法国、英国这样的专家有多少。光韩国,这样的人就多得多。
但是中国现在有多少知识分子在考虑这些问题?你看民国那批人,孙中山、梁启超,这些我们看来是文人、政治家的人,他都写过怎么建铁路,梁启超都写过广西、广东那边的港口应该怎么建,他们都研究这问题;像蒋百里是个军人、是个武人,他能写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大事,都有自己的史观,他是通的。
我们现在的人眼界太狭隘,这个狭隘一个是时间的——我只写三五年之内的事儿,我论公共政策也只论三五年之内的事;也是空间的,根本不知道历史维度和世界的维度。
(《北京青年报》3.24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