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渡·自渡·渡人

    66岁的罗卫平，上海市黄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曾两度抑郁，前后10年。老罗病愈后，帮助过16名计划或自杀未遂的抑郁症患者摆脱病魔。老罗说：“抑郁虽是沉疴，并非无药可医。”

    我的经历可以救人

    2005年，老罗第二次病愈后，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随即有了“开门红”。

    那是上海高校一女教授，打了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后终于解脱，女儿却因失去父亲而抑郁，并且偷攒了母亲的安眠药，幸被抢救过来。但她继续窝在家，策划着下一场自我了断。一筹莫展的女教授辗转托到了老罗这里。

    6月份，女孩侧坐在床边，穿着厚棉睡衣，蓬头垢面，斜眼打量着不速之客，接着摆起“资历”：“我吃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老罗紧跟一句：“别说草酸艾司了，黛立新我都不知吃多少回了。”

    她说症状：“昨晚12时还没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了……”

    他抢着道：“今早你是不是4时就醒了？”

    “咦，你怎么知道？”女孩的眼睛微闪出惊讶，接着她又叹气：“活着没意思。”

    “啥事没劲啊？”

    她简略说了一通，老罗听不下去：“这算啥破事啊，跟我比倒霉，你差远了……”“但我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我十年前第一次犯病，五年前复发，五年没出门，比你严重多少倍了，你看我现在都好了。”

    倾听、同感、共情、重复，老罗就这般用他刚学到的心理学技巧，不知不觉跟女孩聊了1个小时。没被轰出去。他心想，真神奇，我的经历能救人。

    他暂告段落，问她：“怎么样？我下礼拜再来，欢迎不？”

    “来就来呗。”女孩又开始端着。

    他内心大喜：“不反对就是欢迎，60分万岁！”

    曾无法饶恕99分的自己

    如今“60分万岁”的老罗，曾无法饶恕99分的自己。

    他是哈尔滨人，北大荒插队，1987年因两地分居落户上海，调动工作进入黄浦区法院。他自称“野路子学历”，因而特别拼命，从助理审判员、经济庭副庭长到知识产权庭庭长，仅用12年。论文、立功，全院领先，领奖到手软。但他内心始终虚弱，不断翻越巅峰以证明自己，浑不知“离发疯已不远”。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他遇到上海商业系统最大一桩破产案，新类型案子，前所未见。他要证明自己牛，直接自己揽下，谁知把自己“套牢”了。一边是银行叫嚣着企业天文数字的坏账，另一边，工厂若变卖存量资产还银行的钱，职工遣散安置费从哪来？当时，有关破产法的可操作依据寥寥，案子一拖2年，企业始终在开销，原定先还20%欠账，现只能还10%了。这对老罗不啻晴天霹雳。1995年底一傍晚，老罗突然休克，随后心口后背不明原因疼痛，疼到他大脑中再分泌不出令他快乐的化学物质。

    确诊抑郁，回家休息，但4个月后他又去上班。药只服了半年便擅自停了，因为好面子，“吃药即有病，有病能当法官？”

    2000年，他当上知识产权庭庭长。时代进步，他自觉底子差跟不上，表面上还得硬撑着。这一年，老罗史无前例错判2个案子，他觉得丢脸，没法饶恕自己，再次病倒，被迫提前退休。

    一场“心灵的感冒”

    其实抑郁症并非新事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患神经衰弱的人很普遍，以现在的诊断标准来看，当时神经衰弱症中有许多就是抑郁症、焦虑症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有15％会选择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怎么办？老罗告诉记者，财新传媒编委张进在抑郁症病愈后所著《渡过》一书中，提到了“他渡、自渡、渡人”。他渡，是接受现代医学的拯救；自渡，即心理重建；渡人，帮助病友。老罗觉得，这恰是战胜抑郁的完整一圈。而今的他，走到了“渡人”这环，这让他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成就感。

    老罗很赞同一句话：抑郁症不过是一场心灵的感冒。的确，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每位病友看上去都跟常人无异。他们本来就是常人。而排队要排很久，跟看感冒一样。正如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雪松所希望，“如果看精神疾病像看感冒一样，人们就不会因此而有‘病耻感’”。

    这个世界变化和挑战太多，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就如我们经常要对付感冒，是一直的功课。

    （《解放日报》3.7 李晔 张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