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乡村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
修路修桥，无人牵头；贫弱乡邻，无人过问；邻里纠纷，无人帮其出面解决。很多公益活动都变成了金钱交易，失去了亲情、乡情，也就失去了向心力。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原本可以引领乡村文化进步的乡贤人群，多数都变成了城市人。
“古代乡贤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刘毓庆说，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发展。
当前，乡贤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些受到群众公认的乡贤们反映，现在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社会氛围缺失，乡贤的帽子难戴。一位返乡的退休教师告诉记者，不少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太重。乡贤除非能够争取资源，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带领村民致富，否则很难有号召力。在村容治理、家庭冲突时，若有人带头来制止或劝阻，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许顺富说，传统乡贤文化中靠等级森严、尊卑有别来实现乡村自治，这是新乡贤需要摒弃的。然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官本位意识不淡反强，民本位意识被削弱，新乡贤的作用难以发挥。
一位带领村组修公路、修家祠的乡贤告诉记者：“村两委虽然认可我们在村庄里做出的成绩，但也担心乡贤‘另立山头’，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一些热心组织与参与集体事务的村民由此也逐渐心灰意冷。”
“农村地区都会存在少数几个有影响力、有组织力、有威信的人物。”一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表示，若能将他们有效组织，引导成为乡贤，这些精英村民就能成为基层组织治理乡村的重要帮手；若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则可能走向基层组织的对立面。
一些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要搞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必须淡化“官”念，强化民本意识，政府应该更多地借助“贤人”来治理乡村，而不是以直接命令来插手乡村事务。此外，培育新乡贤出来为家乡作贡献，首先要使其确立起一种认同感，帮助别人是基于乡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动员乡贤，也应该为乡贤服务，这样双向的沟通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半月谈内部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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