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社会公众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认同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心理上更贴近地理距离更远的中央,而不太信任自己身边的地方和基层。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治层级越高,公正性和权威性也越强。客观地说,社会公众的这种认同差异,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央是国家的首要和直接代表,对中央政府越认同、越支持,表明国家的大政方针符合民心民意,执政党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是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凝聚社会力量继续实现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另一种体现形式。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中央和地方认同感之间的差距,存在不断拉大的趋势。一些地方虽然在努力执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但对于执政合法性的贡献率却在下降。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不同程度对立起来,而且严重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我们一方面乐观地看到中央政策享有很高的民众认同感;另一方面,更要警惕地方合法性损耗。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一直强调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强调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发挥地方的作用,提升地方合法性,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现在的中国社会更加复杂多样,社会自身的自主性不断提升,地方在服从大局、遵纪守法的同时,其自主性发挥应该得到更多的制度性支持,获得合法授权以及合理的事权划分,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的创新转变为于法有据的创新。这要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主动放权,有效调控,解决“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
中国还处于发展的赶超阶段,地方承担了国家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远远超出了许多地方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注定是国家与社会矛盾交织的场域,要承认这个现实。但更要主动地从意识观念、资源条件、人才素质、激励考核等多方面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使众多的地方在解决当地民众紧迫需求中提升执政的合法性。
(京报网 1.25 杨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