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
1934年10月,鲁迅先生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题名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在文章中,鲁迅先生说,如果单据一些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因为先是自夸地大物博,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寄希望于国联,再后来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信“地”,信“物”,信“国联”,唯独没有相信过“自己”,所以早就失掉自信力了。同时,鲁迅先生认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思考中国脊梁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他刚刚完成小说《非攻》一个月之后。所以说,有理由相信,鲁迅对墨子的了解与理解,对其中国脊梁问题的叙述是有直接影响的。
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与其他诸子显著不同的是,墨家学派不是光在嘴上说说,而是躬身实践的践行派,是名副其实的“埋头苦干的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则理想崇高。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这十大主张是墨子的学说,也是墨家学派的纲领,是他们的理想。墨家的理想是相当高尚的,尤其是“兼爱”的思想,包含了平等与博爱的意味,他们把这种崇高理想称为“为义”,是从事正义的事业,“万事莫贵于义”,在“义”之外别无所求。
二则不慕虚名。越王听说墨子的盛名,就邀请墨子到越做官,想以此博取一个好士的名声。越王开出的条件是分封五百里的土地。墨子说:“如果越王能听我的话,用我的措施,只要有饭吃,有衣穿,这就足够了,何必要分封的特殊待遇呢?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思想,而只要我接受分封,这不就是出卖我自己的名义吗?我要是愿意出卖我的名义,在中原地区我就出卖了,何必要到越国去呢?”墨子拒绝了功名富贵,因为这并不符合墨家学派的理想。
三则敢于担当。墨子的一生,奔波在鲁、齐、宋、卫、楚、魏等各国各地。每当有国家被侵略时,墨家总是自发地前往,或制止战争于未始,或帮助防守于围困之中。颇有意思的是,墨子在楚国制止侵宋战争于未始之后,在回国途中,路经宋国,正巧天下大雨,墨子想到城门里去避避雨,守城门的人却没有接纳他。这说明制止楚国侵略宋国的活动,宋国人是不知道的。此篇的最后,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在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都知道他。”
四则甘心奉献。孟子评价墨子时说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说,墨子主张兼爱,哪怕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了,只要是对天下有利,他就乐意去做。墨子是“利他主义”的坚持者、践行者,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即使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只要是对他人有利,也要去做。
五则勇于献身。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成员众多,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代表的是社会底层与弱者的立场,但是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文献记载,墨子之门多勇士,他们都能赴汤蹈火,面临死亡,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六则自找苦吃。《庄子·天下》中评价墨者说:墨者身穿粗布衣服,脚穿草鞋,日夜不息,以吃苦耐劳为准则,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称墨者。墨家主张节用,对衣食住行均求节俭,有饭吃,有衣穿,就足够了。墨子是这方面的典范,“独自苦而为义”,为了理想,为了正义的事业,甘愿吃苦。
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不务空名,不怕艰苦,脚踏实地,尽力工作。这就是墨子的埋头苦干。其实,从古至今,又何尝缺乏这样的人呢?
陈景润默默无闻数十年,在六平方米的狭隘小屋里,就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几麻袋草稿纸,在攻克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重大突破,靠的是埋头苦干。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在中国当时艰难的环境中,搞出了“两弹一星”,让世界惊叹,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靠的还是埋头苦干。如果觉得这些人离我们太遥远了,那不妨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凡是成绩突出者,凡是业务精湛者,凡是有一技之长者,哪一个不是通过埋头苦干而取得的呢?
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脊梁——王立群解读华夏历史人物》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