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特工袁殊人生如戏

    看过电视剧《伪装者》的人都会对明楼印象深刻，但明楼的三重特工身份，比起原型袁殊来说，只能黯然失色。14年情报生涯里，袁殊周旋于多个舞台，戴着多重面具表演，摘下一个还有一个，谜底总也拆不穿。

    1929年底，18岁的袁殊东渡日本求学。学成回国后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广泛报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潘汉年和王子春介绍袁殊入党，吸纳其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潘汉年看中袁殊的原因很简单：留日背景，利于获取日方情报；新闻学出身，擅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从一个活跃的左翼文化工作者转变为特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袁殊改名为袁逍逸。后经表兄介绍，袁殊又结识了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并在其成立的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中任情报股股长。并以这个身份被吴醒亚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

    “新声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袁殊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其中就包括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两人时常一起吃饭，很快就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就这样，袁殊成为共产党、国民党CC系、日本外务省三重间谍。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袁殊一度与之失联，机缘巧合下，袁殊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搭上线，成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却因远东情报局负责人被军统逮捕暴露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军统的审讯下，袁殊供出了著名左翼学者、中共党员夏衍和左翼电影明星王莹。

    袁殊的变节行为让潘汉年对他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潘选择暂时观察袁殊一段时间。为避风头，袁殊再赴日本留学。此时岩井英一已经回到日本工作，在岩井的安排下，袁殊认识了一大批日本的政界人士。1937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回国前，袁殊冒险买下了十几张详细记载日驻军及兵力部署的地图，作为再入中共的“献礼”。1937年6月，潘汉年恢复了与袁殊的情报工作关系。

    袁殊与日本的关系也被军统掌门戴笠看上了，经潘同意，袁殊进入军统上海站情报部门。此时，岩井英一也重回上海，与袁殊恢复情报关系，袁殊再次成为三方间谍。

    通过各种关系，袁殊将截获的日本情报首先报给潘汉年，然后，有选择地汇报给军统。在军统工作期间，袁殊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淞沪抗战期间化装成日本学生的模样，深入日本阵地，获取日本兵力调动、军车往返路线等军事情报；二是以军统少将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于上海沦陷后组织刺杀活动；三是引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又出面组织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利用这一个新党掣肘汪伪势力。表面上，这是享受日本外务省津贴的汉奸组织，实际上，围绕在袁殊周围的，是一大帮中共情报人员。由于经费充足，工作人员每月从中拨出一笔钱送交潘汉年，供中共地下党使用，这大概是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兴亚建国运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形成了一个能够动员40余万人的政党，足够威胁到汪伪势力。1940年，在汪伪施压下，岩井英一被迫解散“兴亚建国运动”，并许诺给袁殊一个政府职位：伪江苏省教育厅长。上任后，袁殊住在拙政园里，一住就是4年。利用职务之便，袁殊营救了不少新四军和抗日人员。他在潜伏期间打听的情报，都设法及时报告给了潘汉年。

    抗战胜利后，袁殊终于卸下伪装面具，回到解放区。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经历，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为其改名为曾达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袁殊都以曾达斋的身份过活。1948年，袁殊在大连巧遇丁玲等人，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

    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有关他是“汉奸”“反革命分子”“叛徒”的舆论甚嚣尘上。他在狱中待了20年，一直到潘汉年冤案才平反，曾达斋才恢复原名。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1期 未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