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话风文风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

    在后来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他还极而言之地说，这类话风文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为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或许是因为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或许是因为文件和文章表达形成了相应固定的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1958年1月，毛泽东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辞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浑然天成的语言表达能力。

    （《光明日报》12.7 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