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中科院里那些私人记忆

    萨苏，军史和日本问题研究者。最近六年他在博客上断断续续写了一本故事集——《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该书近日出版。书中，中科院那些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变成他少年时的参与者，这些科学大腕，是和他一起搬蜂窝煤、渍大白菜的叔叔阿姨，被他以说书的口吻还原成立体的布衣王侯。

    直到10岁搬进中科院大院儿，萨苏才对这个地方有了一点点具象的认识。比如：去食堂买馒头的时候总有叔叔阿姨跟他说“要好好学习，向华罗庚学习，写一个字能换一个馒头”。自此，在萨苏心里，华罗庚的名字，和馒头密不可分。

    童年的记忆里有这样的身影，大夏天，小孩儿们在机关里看电视，一个人穿一件棉袄，飘到萨苏父亲跟前悠悠地说：出来一趟。然后跟我爸说了几句，就又飘走了。这个人是陈景润。萨苏印象里的陈景润，和那个把“璀璨的讯号弹升上数学的天空”里的陈景润不太一样：萨苏和他娘在北大附中门口碰见陈景润看汽车，问了原因才知道，科学院分了一套房子给他，谁料房子旁边是屠宰场，屠宰的时候八戒们一通乱号，“心慈手软的书呆子心烦意乱，只好出来躲噪声了。”萨苏说，这个血压有点低、动作有点慢的陈先生给他这样的感觉：“他这个人，心挺善。”

    大院里有一个腿脚不太好使的长辈，是数学所的老大华罗庚。萨苏学华罗庚走了几步：右脚径直往前跨一步，左脚要在空中划半个圈才能落地，“他自己说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好一点。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让出一条路来。”

    在萨苏眼里，科学院大院里的这些人都穿布衣。“科学院里的人都有一种故意夹着尾巴做人的气质。”萨苏说，“开始，我觉得这帮家伙是生性随意、放荡不羁，慢慢发现这是科学院的传统决定的。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专坐好车，那谁也没话说，你要能验证一个康普顿效应，你也可以这么霸气。要是没这个能耐，你好意思吗？你给谁看呢？”

    这也是萨苏写这本书的初衷：“把我见到的科学家的故事连同精神写下来，因为他们的功绩只有获奖证书上的一行字，或者是外国同行面前的一个微笑。没人见到他们怎样在深夜妻儿睡下之后，拼写一个个算式。”

    写作这本书，萨苏父亲生前多少有些不同意。“他觉得，如果我写得不好，他不屑一顾。如果我写得好，他会认为我与其把这个时间花在写故事上头，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工作上好好研究研究呢？”萨苏说，这亦是科学院精神：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搞技术的人才是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萨苏也默默坚持写了，一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里拿了亚洲区最佳员工，“我拿给老爹看，和他说，怎么样，我两手都硬吧，然后老爹说了，‘你如果不写这些文章，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也许已经能做出论文来了。”萨苏笑说，这是他父亲固执的理念。

    萨苏自然有他的坚持，科学院不只是他时间维度里安放童年的地方，更是他现在的精神家园。“中科院这个地方，是浮躁时代里的一方净土。不论是政坛风起云涌的年代，抑或是今天，中科院都能保存一点传统士文化的影子。像章照止先生这样的数学家，身上有传统大匠的精神，一个半盲的人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东西。我认为都是士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作为文明的一部分传递给下一代的。”

    问起他熟知的这些沉默于深墙大院里的科学大匠和今天活跃在公众视野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萨苏说：“我了解的这一代科研工作者是很难复制的。我眼见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不懂得炒作自己，所以他自己做出成就来也不出名。现在的科学家和那个时代相比更灵活，更会炒作，这本身不是坏事，因为它会使科研成果更快地产生生产力。当然，灵活会产生另外相应的问题，难免让人们感觉谁说得多谁就比较容易往上走，获得资源就更多一些。”萨苏坦言，这种现象各个行业里面都会有。

    (《北京青年报》11.27 张知依)